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作者：【汉】司马迁

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1]，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2]。曰：呜呼，师挚见之矣[3]！纣为象箸而箕子唏[4]。周道缺[5]，诗人本之衽席[6]，《关雎》作[7]。仁义陵迟[8]，《鹿鸣》刺焉[9]。及至厉王，以恶闻其过[10]，公卿惧诛而祸作，厉王遂奔于彘[11]，乱自京师始[12]，而共和行政焉[13]。是后或力政[14]，强乘弱[15]，兴师不请天子[16]。然挟王室之义[17]，以讨伐为会盟主，政由五伯[18]，诸侯恣行[19]，淫侈不轨[20]，贼臣篡子滋起矣[21]。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22]，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23]，四国迭兴，更为伯主[24]，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25]。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26]，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27]，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28]，王道备，人事浃[29]。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30]。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31]。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着八篇，为《虞氏春秋》[32]。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33]。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着书[34]，不可胜纪。汉相张苍历谱五德[35]，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36]，颇着文焉。

注释：

[1]《春秋历谱谍》：泛指古代典籍、历谱书。历谱，指记载年历与氏族谱系的文献。[2]废书：把书放在一旁，指离开书。[3]师挚：鲁太师名挚，与孔子同时代人。周道衰微，雅乐失堕，他整理了王室音乐，在鲁国演奏《关雎》，得到了孔子的称赞，见《论语·泰伯》第十五章。[4]纣为象箸而箕子唏：纣王骄奢逸乐，箕子见微知着而为之悲叹。象箸，象牙筷子，象征淫逸。箕子，纣王的叔父，他因谏纣不听而佯狂为奴。唏，悲叹声。[5]周道缺：周道衰微。[6]衽席：卧具，喻夫妇之道。[7]《关雎》：《诗·周南》中的第一篇，本是一首民歌，东周初年时作品。后经过文人加工，成为贵族婚礼上的唱诗。《毛诗序》曲解说是歌颂文王夫妇道德的作品。司马迁根据鲁诗说认为《关雎》《鹿鸣》都是讽刺诗。[8]陵迟：衰落，衰败。[9]《鹿鸣》：《诗·小雅》中的第一首诗，是贵族宴会宾客时的唱诗。[10]恶（wù）：讨厌，不喜欢。[11]厉王遂奔于彘：厉王姬胡，西周第十传国君，贪利暴虐，公元前841年被暴动的国人逐出镐京，逃奔于彘。彘，古邑名，在今山西霍县东北。[12]京师：西周京都镐京。[13]共和行政：厉王被京师国人放逐，由周公、召公共同执政十四年，史称共和行政。[14]力政：凭恃武力征伐。政，读“征”。[15]乘：欺凌。[16]兴师不请天子：《论语·季氏》第二章，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周王室衰微，诸侯自专，征伐由己，但仍打着尊王的旗号为诸侯盟主，这就是春秋时代的兼并战争。[17]挟（xié）：挟制。此处意为假借。[18]五伯：即春秋五霸。伯，读“霸”。五伯有两说。《孟子·告子》篇赵岐注谓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为五伯。《荀子·王霸》篇则以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庐、越王句践为五伯。《史记》并存其说。这里指赵说。《货殖列传》所叙五伯指荀子说。《天官书》兼包二说，谓秦、楚、吴、越皆为伯主。[19]恣行：恣意妄为。[20]淫侈不轨：淫逸奢侈，不遵法度。[21]贼臣篡子滋起矣：弑君的臣和杀父自立的儿子一个接一个起来了。滋起，频繁地发生。《太史公自序》说春秋时代有弑君之臣三十六。[22]成周：指西周盛世。[23]阻、负、介、因：都是具有凭恃的意思。三河：河东、河内、河南的总称。雍州：古九州之一，指今关陇地区。[24]四国迭兴，更为伯主：指齐、晋、秦、楚等国轮番起来成为霸主的意思。迭（dié），更番、轮流。[25]文武二句：指周初文王、武王所封的大国如鲁、卫、燕、蔡等反而被原来微小而后兴起的五霸征服了。[26]干七十余君：孔子周游列国，据《孔子世家》记载，曾到过宋、卫、陈、蔡、齐、楚、晋、曹等十多个国家，但并无七十余君。这里是凭传闻记述，用以形容孔子谋求用世的积极精神，不必指实。干，求。[27]兴于鲁：从鲁国的历史记载出发。指《春秋》以鲁国史为依据。[28]制：制定，引申为寄寓。义法：指《春秋》的褒贬笔法。例如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29]王道备，人事浃（jiā）：指《春秋》对王道和人伦的阐述十分完备和周洽。浃，同“洽”。[30]褒讳挹损：“褒讳”与“挹损”是偏义复词，偏重讳、损之义，指春秋以隐讳、刺讥为重点，表扬、增饰为辅。挹，“益”之借字。[31]《铎氏微》：《汉书·艺文志》的春秋类有《铎氏微》三篇，楚太傅铎椒着。这是一本删取各种史书论述历史变迁，朝代兴亡的一部简编史书，今已不存。[32]《虞氏春秋》：《艺文志》的儒家类有《虞氏春秋》十五篇，虞卿着。《平原君虞卿列传》说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世，曰《节义》《称号》《揣摩》《政谋》，凡八篇。以刺讥国家得失，世传之曰《虞氏春秋》”。篇目差异，可能是刘向校书时多分出了七篇。其书已佚不可考。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子编儒家类有《虞氏春秋》一卷。[33]《吕氏春秋》：秦始皇相吕不韦招揽门客所着，又名《吕览》，《汉书·艺文志》录入杂家类。[34]捃摭“春秋”之文以着书：从历史典籍中采录资料以着书。捃（jùn）摭（zhí），收集，摘取。春秋，泛指典籍。[35]张苍历谱五德：张苍着《终始五德传》，事详《张丞相列传》。[36]董仲舒推“春秋”义：即发挥《春秋》义理的书。《索隐》认为是指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推，推演，发挥。按，“春秋”本为古代典籍泛称。本文只有三处以“春秋”作为孔子书之专名，即这里的“推《春秋》之义”和前面“兴于鲁而次《春秋》”，以及下文的“表见《春秋》《国语》”三处。凡称专书的“春秋”必冠以他名，如《虞氏春秋》《吕氏春秋》。故本文将泛指典籍的“春秋”用引号而不用书名号，以资区别。

太史公曰：儒者断其义[1]，驰说者骋其辞[2]，不务综其终始[3]；历人取其年月[4]，数家隆于神运[5]，谱谍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6]，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着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7]。

注释：

[1]儒者断其义：指儒家经传偏重阐明义理，对历史事实记述很少，不能叫历史书。[2]驰说者骋其词：指纵横家、杂家的着述，这里就是指《铎氏微》《虞氏春秋》《吕氏春秋》等，虽谈说博辩，但没有系统地阐述史实。骋其辞，肆无忌惮地夸大或形容，乃至于虚妄。[3]不务综其终始：概指儒、纵横、杂家之书不探索历史的兴亡本末。“综其终始”，是司马迁的重要历史观和方法论之一。[4]历人取其年月：指历谱家的着述只记录些流水账式的年月，缺少史实。[5]数家隆于神运：指阴阳家的着述空谈历史是天命循环，如张苍的《终始五德传》之类。隆，丰厚之意，引申为偏重。神运，指以天人感应和五行学说对历史事实所做的神秘解说。[6]于是二句：《十二诸侯年表》与《三代世表》相接，其断限起西周共和元年，讫孔子卒，即公元前841年至公元前476年，共三百六十六年。孔子卒于公元前479年，因《十二诸侯年表》用周历纪年，而周敬王卒于公元前476年，故年表下限的绝对年代延伸了三年。而表序云“自共和讫孔子”，示意年表断限以重大历史事件为临界点，表现了司马迁杰出的历史断限理论。[7]表见《春秋》《国语》二句：这里是说《十二诸侯年表》的内容是将《春秋》《国语》所述史实，做一综其终始的轮廓介绍，以便观览。要删，删取其要。

点评：

《十二诸侯年表序》是司马迁集中表述历史方法论的一篇史论。司马迁作表，为的是“欲睹周世相先后之意”，故列表详载历史资料以究其盛衰本末，察其变化终始，明其因果规律，可以说这就是司马迁最基本的历史研究方法。这一方法要点有二：一是要系统记载真实可靠的历史资料，这是在批判了儒者、辩者、历数、阴阳、谱谍各家之失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二是发扬《春秋》义法的传统，要详究历史事势变迁的本末因果探寻其发展趋向，司马迁称之为“综其终始”。这一理论在其他几个年表序中反复论及，或称“察其终始”（《六国年表序》），或称“谨其终始”（《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或称“咸表始终”（《惠景间侯者年表序》）。唯有“综其终始”，“通古今之变”，并“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才是一个真正的历史家。《史记》之所以体大思精，是因它具有系统的史学理论统贯其中。十表序既是司马迁史学理论的集中阐述，同时也仅仅是示例而已，故言简义深，意在言外。读十表序要推广开去，与全书内容联系，《十二诸侯年表序》就是一篇生动的例证。至于《十二诸侯年表序》的内容，序文指出“十二诸侯”时期的历史特点，即王室衰微，五伯迭兴，进而指出孔子作《春秋》，“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于是与《春秋》相关涉之书纷纷问世。这是从论历史而兼及论史学，反映出司马迁深刻的历史见识和史学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