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3章 （23）

二十三

谢列宁上大学的时候，聂赫留朵夫就认识他了。他是一个善良的公子，讲义气的朋友，而且就他的年龄来说，是上流社会里一个很有教养的人，待人接物极有分寸，总是斯斯文文，风度翩翩，同时又异常忠厚、诚恳。他不是特别用功而学习十分出色，也没有丝毫书呆子气，所写的论文几次得到金质奖章。

他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上，把为众人效力作为自己青春年华的生活目标。他认为这种效力没有别的方式，只能是在政府机关任职，因此他一毕业，就对他能够贡献力量的一切事情作了一次系统的分析，断定在主管立法的某大臣办公厅二处任职最为有益，就进了那个机关。然而，尽管他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要他做的事他都做了，可是他并不觉得这样做就满足了他想做一个有益的人的要求，也不觉得他做的是应该做的事情。因为他和庸俗而爱面子的顶头上司经常发生冲突，这种不满心情就更强烈了，于是他离开二处，来到参政院。在参政院他觉得好一点儿，不过那种不满意的感觉还是跟定了他。

他时时刻刻感觉到，一切都与他所期望的和应有的情形完全不同。他在这参政院任职期间，他的亲戚们为他谋得少年侍从的职称[29]，于是他只好穿上绣花制服，戴上白麻布胸衬，坐上四轮轿式马车去向各种各样的人道谢，因为他们抬举他当上了奴才。他花尽心思，对于当这种奴才怎么也找不到合理的解释。他就觉得这比在机关任职更“不对头”，可是，从一方面说，他不能拒绝这一任命，免得让亲戚们伤心，因为他们相信这是为他做了一件值得高兴的大好事，从另一方面说，这一任命也迎合了他天性中的低劣品质，所以当他在镜子里看到自己身穿绣金绦制服的时候，当他因为这一任命受到一些人尊敬的时候，他又感到扬扬得意。

他在婚姻方面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形。别人为他说合的一门亲事，以上流社会的眼光看来，是极为美满的。而他之所以结婚，主要是因为，如果不结婚，就会得罪和伤害希望亲事成功的新娘和说合这门亲事的一些人，同时也因为，娶得这样一个年轻、貌美、出身名门的姑娘，迎合了他的虚荣心，使他感到得意。可是，这门亲事很快就显露出比在机关任职和宫廷挂差更加“不对头”。妻子生过第一个孩子后，就不愿再生孩子，过起交际场上的豪华生活，他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要参加。她并不特别美，对丈夫也是忠实的，可是，姑且不说她这种生活严重地妨害着丈夫的生活，就连她自己除了消耗大量精力、换得过分疲劳以外，什么也得不到。尽管如此，她还是千方百计要过这种生活。她相信就应该这样，所有的亲戚朋友都支持她这种信念，他做过改变这种生活的种种尝试，可是一碰到她这种信念，就像碰到石头墙上一样，碰得粉碎。

他们有一个女孩，披着长长的金黄色鬈发，光着两条腿。做父亲的一点不觉得这是自己的孩子，尤其因为她不是按照他所希望的培养的。夫妻之间出现了常有的那种互不理解甚至也不愿意相互理解，于是开始了不言不语的暗斗，虽然瞒着外人，虽然为了体面尽量克制，但他觉得在家里生活越来越痛苦了。这样一来，家庭生活就显得比在机关任职和在宫廷挂名更加“不对头”了。

不过，最“不对头”的却是他对宗教的态度。他也和同时代同一圈子里所有的人一样，随着智力的增长毫不费力地挣脱了他从小就受到的宗教迷信的桎梏，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挣脱出来的。他是一个正直而诚实的人，在他少年时期、大学生时代以及和聂赫留朵夫接近的时候，就毫不讳言他已经摆脱了官方宗教迷信的束缚。可是，随着年岁的增长和职位的高升，尤其是反动保守势力当时在社会上抬头，这种精神上的自由越来越妨碍他了。且不说在家庭方面，尤其是父亲死后做安魂礼拜的事，且不说母亲要他持斋，社会上有些意见也要求他这样做，就说在机关里，也不得不无休无止地参加祈祷、供奉、谢恩等礼拜仪式，难得有哪一天不接触宗教仪式，躲也躲不掉。面对这种种礼拜仪式，必须在二者中选择其一：要么假装信仰他不信仰的东西（凭他那诚实的本性，这是无论如何办不到的），要么承认这些宗教仪式都是虚伪的，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好使自己不必参与自己认为虚伪的事情。然而为了要做到这件似乎无关紧要的事，却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除了要同四周围一切人经常进行斗争以外，还必须改变自己的地位，放弃公职，他也就不能为众人做有益的事了，因为他自以为担任公职已经做了一些有益的事，还指望将来做得更多。为了要做到这一点，还必须坚信自己是正确的。他的确也坚信自己是正确的，就像当代一切受过教育的人一样，只要多少懂得一些历史，知道一切宗教的起源，知道基督教的起源和分裂，就不能不相信这种合理的想法是正确的。他不承认教会的教义是真理，他知道他这种看法也是正确的。

然而在现实条件的压力下，他这个诚实的人却说起小小的虚伪话，那就是，他对自己说，为了证实不合理的事之不合理，首先必须研究这种不合理的事。这是一种小小的虚伪，可是这小小的虚伪把他引进了大大的虚伪中，如今已不能自拔。

他是在东正教的影响下出生和成长的，周围的人都要他信东正教，他不承认这个教就无法继续从事自认为有益于众人的活动，所以等他向自己提出东正教是否正确的问题时，事先已经有了答案。所以为了弄清这个问题，他不读伏尔泰、叔本华、斯宾塞、孔德[30]的着作，却读起黑格尔的哲学着作和维奈、霍米雅科夫[31]的宗教论着，自然，他也就在这些着作里找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一种类似宽慰话和为宗教教义辩护词的东西。他在这种教义熏陶下长大，可是他的理性早已把这种教义否定了。然而，没有宗教信仰，整个生活就充满烦恼，只要承认教义，一切烦恼立即烟消云散。于是他学会了种种流行的诡辩，例如个人的智慧不能认识真理，只有人类智慧的汇合才能发现真理；认识真理的唯一途径是启示，而启示就寓于教义之中；等等。从此，他也就心安理得地参加祈祷、安魂礼拜、弥撒，持斋，对着圣像画十字，而不感到是在做假，也就能继续在机关任职，而在机关任职就能觉得自己在做有益的事，他在没有欢乐的家庭生活中也可以由此得到安慰。他以为他是在信教，可是同时，他比在任何其他方面都真切地意识到，他这种信教一点儿也“不对头”。

就因为这样，他的眼睛总是带着忧郁的神气。就因为这样，他一看见当年他认识的聂赫留朵夫，就想起当年他还没有染上这些虚伪习气时是什么样子；尤其是在他急不可待地向聂赫留朵夫暗示了自己的宗教观之后，他比任何时候都深切地感觉到这一切“不对头”，于是他更是忧郁得不得了。聂赫留朵夫见到这个老朋友，开头的一阵高兴过去之后，也出现了同样的感觉。

就因为这样，他们两人虽然彼此许诺还要见面，却都没有找机会相见，在聂赫留朵夫这次来彼得堡期间，他们就再也没有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