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后的几年中，警察局和：“F．P．”那清秀的字迹结下了不解之缘。

“F．P．”的炸弹越造越熟练，头8颗土炸弹只爆炸了两个，而后来的4颗都爆炸了。

1955年，“F．P．”放了52颗炸弹，响了20颗。报纸开始广泛报道他的“成就”，公众对他感到严重不安，他投寄给报社的匿名信的措辞日益激烈。

一天，“F．P．”的炸弹炸死了一个人，社会舆论和政府当局一致表示：一定要把这个炸弹狂挖出来。

“F．P．”和爱迪生公司有些纠葛，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怎样从这家公司积半个世纪之久的庞大档案中找出有关线索来，爱迪生公司和纽约警察局都束手无策。

芬内是第一个接手此案的FBI资深探员。他曾取得精神病法医学学士头衔。但这个神出鬼没的“炸弹狂”却使他绞尽脑汁，疲惫不堪。

他决定破除门户之见，去请教研究刑事犯罪的心理分析家布鲁塞尔博士。

一天下午，芬内和纽约警察局的两名侦探（案件归属地），挟着炸弹狂一案的全部宗卷，去布鲁塞尔博士家求教。那两名侦探和绝大多数人一样，不知心理分析是怎么一回事，对此行是否有收获深表怀疑。

布鲁塞尔博士对这次咨询也很明白，它不仅关系到自己的声誉，而且会影响“心理分析”这种新冒出来的侦破方法的前途。

芬内带来的全部宗卷中，唯一有用的只是那“炸弹狂”的几封信，以及几颗由他制造的炸弹的照片和一些炸弹的弹片。要据此做出结论，显然是很不够的。

但是，博士凭着他对心理分析法的深刻理解和熟练运用，竟滔滔不绝地谈了四小时。历史已证明，这一次谈话给心理分析方法开创了新局面，成为犯罪行为分析史上的划时代事件。

“他”是男人布鲁塞尔注视着那几弹没有爆炸的炸弹照片，当着侦探们的面提出第一个假设：可以肯定“F．P．”是男人而不是女人，因为，以前造炸弹或放炸弹的都是男人，无一例外。

博士接着说下去：“毫无疑问，这个人之所以对爱迪生公司抱偏见，是他认为爱迪生公司害得他生病。渐渐地，他认为整个世界都和他过不去，这是他行为失常的来由。一个人一旦为这种思想所纠缠，就变成了‘偏执狂’。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偏执狂的发展是缓慢的，但一过35岁之后，便发展得不可收拾了。”

那个“F．P．”放炸弹已有16年的历史，年龄应该在50岁以上，这是第二个可能性。“偏执狂都非常爱护他们自己。当他们有所行动时，总认为这是在‘自卫’。他们从不承认自己有缺点，而把遇到的麻烦都归罪于别人，尤其是某个大组织，在这个案例中就是爱迪生公司。”

由此产生了第三个可能性：爱迪生公司对那个“F．P．”也许有过不适当的处置，以致遭到他的报复，所以，他的出发点也许无可非议。“从他的清秀字迹来看，他受过良好的中等教育。这是第四点。”

貌不惊人，3个侦探听得津津有味。“那么，怎样发现他呢？”一个侦探急着想知道下文。

“这就是困难的所在。”博士继续分析下去，“这种人很要面子，他平时行为检点，不做任何在他认为是有失体面的事。因此，他很少可能会在公安卡上留下记载，更不大会到过精神病院或收容所，因为他根本不认为自己有病。所以，人们是难于从这些档案去发现他的。”

看着侦探们大失所望的神色，博士充满信心地对他们说：“心理学可以帮你们的忙。据德国一位精神病医生统计，偏执狂患者有85％属于运动员体型。诸位先生，我据此得出第五个可能性：这个‘F．P．’不胖不瘦，中等身材，体格匀称。”

布鲁塞尔拿起那几封信，继续说下去：“从这清秀的笔迹、干净的信纸上我得出第六个可能性是，此人工作质量一定是好的，由此推论他是个遵守时间、兢兢业业的模范职员，直到他遭到所谓的‘卑鄙罪行’前，他一直是这样工作的。”

“说到‘卑鄙罪行’，这种措辞很不够美国味，倒有点像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和英国夸张小说里的语言。“F．P．”笔下的‘爱迪生公司’写成Society of Edison,而美国人不这么写，他们写的‘爱迪生公司’是Consolidated　Edison的缩语Cons.Ed.不管怎样，这个人不是纯粹的美国血统，也许他就住在外国人的社区里。这是第七个可能性。”

一个侦探感到不满足，他对博士说：“您说他是外表平常、举止端庄的中年人，这可不是引人注目的特征。”

“说得对，”布鲁塞尔点点头，“下面的分析才是我本行的工作。”心理创伤，“和爱迪生公司有纠葛的人何止千万，但是除了这个偏执狂，谁都不会因此而把炸弹在公司大楼以外的地方乱放。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

博士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与公司的纠纷，可能不是他到处放炸弹的真正理由。”

一个侦探漫不经心地回答道。“更确切地说，这种纠纷不是唯一的理由，在这个理由之下，另有一个连他本人也不知道的理由存在。我要说的第八个可能性就是指这方面的。他一定受过某种心理上的创伤，例如，他的母亲早已去世，而这一悲剧又是他父亲的过错。你们知道，男孩子在幼年时期会由于恋母情结而憎恨父亲。这种情况在这个偏执狂身上一定也发生过。他经常反抗父亲，并在这种状态下生活过来。但他自己并不意识到，长期反抗父亲使他滋生起一种反抗权威的情绪，这种情绪过早地潜入他的意识深处，成为‘潜意识’。而这种像定时炸弹似的潜意识，一旦遇上了爱迪生公司对他的不公正处置，使他心头的创伤又复发了。于是，他就从反抗父亲的权威发展到反抗社会的权威，这就是他到处乱放炸弹的原因，但他自己并不是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一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