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对于定都北方的大一统王朝来说，怎么确保南方不闹独立呢，或者说无法闹独立。

方法有很多，其中禁海就是一个手段，海贸意味着巨额的金钱，有组织的团体，建造大型船舶的工坊，大量聚集的人口，还有与海外势力的频繁接触，一旦有变，都会导致帝国市区失去最大的钱袋子，进而导致整个帝国的覆灭。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某海商集团从海外拉几千雇佣兵，本地水手发放武器有个两万人，乘大船入长江，分兵两路截断漕运，围攻南京，会有啥后果。

都知道大明北方就指着漕运吃饭，在南方的军队又基本是渣渣，古代军队机动性又慢，从北方调兵至少半年，等你北方兵过来，黄花菜都凉了。

“八处，八处通商口岸！就这么说定了！九百万两纹银，五日内交给内帑。其他的事情，你自己和李公公商量吧。”魏忠贤说罢笑着拂袖而去，不想再和韦宝磨嘴皮子了。

魏忠贤和韦宝两个人之前的不愉快，似乎也在魏忠贤的笑容中淡化了。

韦宝其实对于这个结果是满意的，一下子控制了八处港口，非常牛叉了，这就等于一下子给宝军弄了八个根据地。

而且，有海港的省份，等于有了天地会的强大势力。

水师虽然不如步军那么管用，对陆地的威慑力那么的大，但毕竟也是军队啊。

李永贞笑着拍了拍韦宝的肩膀：“韦爵爷，很可以了！八处通商口岸，这得是多少银子啊？别说三十年，你三年就能回本！九千岁对你够可以的了。”

“李公公，要不然你去包这个买卖吧，我看你三年怎么回本？大明一个通商口岸的时候，一年的税银不超过五万两，八个也才四十万两上下，十年不也才四百万两银子不。”韦宝苦着脸道。

李永贞呵呵一笑：“那是明面上的，台面底下，可绝对不止这么点银子，更何况被你韦爵爷一家垄断了之后，以后大明各地的士绅大户，再想囤积居奇，得先问过你韦爵爷！可能三年回本有点夸大其词了，但你绝对不用十年回本。”

“李公公啊，能十五年回本，我都高兴的很了，最关键，我一次性要拿出九百万两纹银，我上哪儿拿出来啊？还有，官场上的事情谁说的清楚？银子我拿出来了，过不了几天，把我海防总督衙门拿走，过河拆桥，我找谁去啊。”

李永贞被韦宝气的发笑了，韦宝还真的是奸商嘴脸，“韦爵爷，你在开玩笑吧？你这是和九千岁说好的事情，怎么可能出尔反尔。而且，陛下收了你的银子，下了圣旨，天下人都知道的事情，若是反悔，陛下不等于失去了信用吗？你觉得可能吗？你真的当是农户做买卖啊，想到一出是一出。”

“李公公，我可没有这么说。咱不说那些事了，回头我整理好开放哪些通商口岸，把名单给你吧。现在最关键我弄不来那么多银子，九百万两银子啊，等于大明一年多的赋税银子了。”韦宝再度大吐苦水。

韦宝知道一旦定下来，皇家是不会反悔的，最关键过两年，魏忠贤和朱由校都得挂，到时候自己定下来的新政还能不能继续，就真的不好说了。

“那是爵爷自己的事情，我就是个办事的老奴，别的也管不了啊。”李永贞道。

韦宝知道和李永贞说再多也没用，闲聊几句，拱了拱手道别。

九百万两纹银虽然很多，但是对于韦宝来说不算什么，天地会的翅膀已经硬了。

韦宝现在要做的是，与英国公张维贤商量一下，听听自己老丈人的意见。

其实韦宝对于张维贤的意见并不看重，这毕竟是一件大事，不告诉张维贤一声不好，张维贤肯定会生气。

张维贤这个人，在韦宝看来还是很平庸的，就是一般性的贵族。

张维贤之所以有一定的耳目，甚至能直通皇帝，能知道宫中的事情，能知道京城不少事情，那都是很正常的，并不是张维贤的能力有多强。

因为英国公府世代都与皇家关系很亲近，世世代代下来，英国公府自然有不少耳目。

朱棣执政的明代永乐朝，以及与之一脉相承的洪熙、宣德两朝，有郑和七下西洋，应该是一个对外非常开放的时代。

然而，永乐朝的海禁实际上格外严格。

明成祖永乐二年，1404年，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

平头船无法远洋航行，朱明王朝再用釜底抽薪之法来达到海禁的目的，迫使海商失去交通工具，可见成祖的防范之心何等坚决。

甚至对于洪武及建文时逃亡海外的商民，成祖也绝不放过。

同年十月，他遣人赴海外，命令“逃若在彼者，咸赦前过，稗复本业，永为良民。若仍恃险远，执迷不俊，则命将发兵，悉行剿戮，悔将无及”。

成祖言出必行，永乐五年，郑和自西洋返至新加坡海峡附近的旧港，就剿灭了拒不归就的陈祖义海商势力。

永乐五年，1405年七月，在武力平定安南后所设立的交趾布政司中，明王朝在新征服区内也坚持推行海禁政策。

在平定安南的诏书中，成祖申明“不许军民人等私通外境、私自下海贩豁番货，违者依律治罪。”

在郑和下西洋的影响下，永乐末年私人下海贸易的情况开始多起来。

就在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于宣德八年七月刚回到京师，宣宗即下令申严海禁：“命行在都察院严私通番国之禁。……私通外夷，已有禁例。近岁官员军民不知遵守，往往私造海舟，假朝廷干办为名，搜自下番，扰害外夷，或诱引为寇。置重罪。尔宜申明前禁，榜谕缘海军民，比者已有擒获，各有犯者许诸人首得实者给犯人家资之半。知而不告，及军卫有司之弗禁一体治罪。”

如此严格的海禁，绝非防控海盗和危险分子所能解释的。

一代雄主朱棣一方面大规模下西洋，另一方面却如此严格地实行海禁。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又自永乐改元，谴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矣裕。”

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年，太监上奏：“永乐，宣德年间屡下西洋，收买黄金、珍珠、宝石诸物，今停止三十余年。府藏虚竭。”

宣德时工部尚书黄福亦曾说：“永乐间，虽营建北京，南讨交趾，北征沙漠，资用未尝乏。比国无大费，而岁用仅给。即不幸有水旱，征调将何以济？”

即便下西洋本身，有一定的赏赐诸国，以求朝贡的目的。但是当诸国前来朝贡时，顺带进行的贸易无疑是互惠互利的。

进行海禁，压制限止私人海贸，是为了将海贸官营化，收取其利，与汉代的盐铁官营一个性质。

宋元两朝海贸极为发达，但由于私人海商往往漏税、逃税，贸易量巨大的同时，国家获利甚少。

因此宋、元两朝都曾尝试过海禁，却因为政府控制力不强而作罢，直到明朝，才具备实施海禁的能力。

另外，元代的过度重商，也导致大片良田种植经济作物，限制了粮食最高产量。

元末人口不到9000万，就因为人口饱和而爆发大型农民起义，以至于灭亡。

因此，朱元璋深知商业的作用，更知道商业的害处。明代的抑商政策，包含许多保护商业的条文，绝非一味抑商，目的是将商业的额度控制在一个最恰当的范围之内。

为了从有限的商业份额中获取最大的利润，官营海贸是王朝初期较佳的选择，而海禁以防遏私人海贸，亦成为必备的辅助措施。

不过官营贸易也有其机械化、僵化的弊端。明代朝贡贸易一开始缺乏限制，对于上门贩货者来者不拒，到永乐朝后期，因为进入市场的蕃货过多，导致蕃货贬值，就是很好的例子。

且由于宣德之后，明朝的政府控制力不断下降，已经难以有组织有规划地大规模进行官营贸易，所以明政府已经开始考虑放开私人海贸的口子。

到了明武宗在位的正德朝，便放开了对于东南亚海贸的限制。正德四年（1509），一艘暹罗船遭风飘到广东境内，按规定这艘船属于非朝贡的私船，不准进行贸易，但广东镇巡官却准许其贸易，征收其货物税以作军需之用。

礼部官员对此做法予以肯定，认为“泛海客商及风泊番船”既非救书所招，又非旧例所载，不是朝贡船，不属市舶司的职权范围，应由镇巡及三司官兼管。

广东官员如此做法，明显是否定了“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的朝贡贸易原则，它标志着明初中国与东南亚贸易从此进入了私人海外贸易的新时期。

至于正德朝之后，仍然对西洋与日本进行海禁。

西洋人心怀叵测，难以揣度。

而日本当时处于战国时代，时局混乱，海盗海商往往混淆夹杂。

因此到了隆庆朝方才开月港彻底驰禁。

然而从明代的海贸来看，东南亚、南亚才是海贸收入的大头，西洋与日本是否驰禁，在当时并不重要。

古代的海贸，参与的商民可以分为三种，小商民，中等商民，有官方背景的巨商。

而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重农抑商的背景下，新产生的巨商也往往会寻求官方背景，他们有的被拒绝并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比如嘉靖朝的汪直、徐海、麻叶、陈东等人，有的则因为为朝廷做出一定贡献或其他的原因而得到许可，比如郑芝龙，但得到官方最高许可是非常困难的，绝大部分的巨商寻求的是与地方官僚势力勾结，官商互利。

海瑞的养孙海述祖，其父海中适凭借海瑞侄女婿，历任贵州乡试、兵部副使、湖广巡抚、兵部左侍郎等职的高官梁云龙及其家族的庇护，就成为了海南的海贸巨富。

到了海述祖一代更上一层楼，富可敌国，海述祖曾经将38名上其大船的走私商人杀死在海上，夺取其货物资财，然后谎报说狂风败舟，幸凭擎天柱，遇救得免。

海述祖是否是走私，实际上颇有争议，《觚剩续编》称濒海贾客三十八人，赁其舟载货，互市海外诸国，以述祖主之，并没有说是走私。

海述祖出海一事，时人皆知，或许是得到官方许可并纳税之后的正常出海。

且海述祖出海的位置，似正是琼州。若是如此，则明代后期允许商民合法出海的位置，非止漳州月港一处。

明代的海禁政策，一直为无力买舟出海的小商民留下了足够的生存空间。

即便是海禁最严格的永乐朝，小商民也可以选择参与官营贸易。

到了正德朝开放异国与明朝的私人贸易，小商民更是可以在外国船上门交易时，与其进行贸易。

而这种贸易形式容易管理，在洋人为大清管理海关用火轮船打击走私之前，一直是唐宋元明清各朝贸易收入绝大部分的来源。

但是中等商民在明朝生活似乎不如在大清。

明朝限制商民出海，后来隆庆开海，亦不过开月港，每年发放船引88引，后来增加到110引。

当然，110引船引实际上不少。按《乾隆十七年（1752年）三月一日阿里衮奏折》说：粤海一关，内河外海，口岸繁多，商舶番船，货物纷杂……海关税银，全赖洋船出入，历年多寡不一。大概每年内地商船出入海口者，约自二十余只至三十余只不等，外夷洋船，约自十余只至二十余只不等。

广州海关每年交税给清廷的船只，在乾隆十七年仅有20到30艘。

康熙曾经说过：以苏州船厂每年造船出海贸易多至千余艘，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二十六日，命出海船只不许多带口粮，于海坛截留出南洋船只。

并渝：“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康熙）逆料之言”。

出海商民愿意纳税的也是少之又少，绝大部分选择走私。

这也是为什么重商的宋元仍然收不到多少商税的缘故，南宋初期算上摆地摊等人上门，总共收到的也只是100万两。

据说占南宋岁入20%，即便考虑到宋时候银子比较值钱，也是很少的。

至于宋为什么岁入经常出现几千万贯、上亿贯之类的奇葩数据，那是纸币本位下通货膨胀闹的。

大元还曾经岁入几十亿贯过，而赫德打理大清海关用火轮船抓走私之后一年能收上2000万两更说明了这点。

但是比起大清的对于商民出海，除了年限之外不做限制，限制年限是因为大清很畏惧汉人在南洋建立势力，深恶痛绝，见到汉人势力扩张就恨得牙痒痒。

大明这110船引好像还是少了点，之前更是连110船引都没有。

嘉靖朝朱纨严厉打击走私，被浙江福建士绅发动在中枢的势力攻讦，被迫自杀，闽浙士绅并不愿意开海。

在海禁的前提下，有官僚支持的走私商人没有被朝廷打击的风险。

而没有官面背景的走私商人有这个风险，虽然很小，明代海禁绝大部分时候执行上很宽松。

这样的情况，对于缺乏背景的中等商民是不利的。

一旦开海，中等商民就能和官商勾结的巨商进行相对公平的竞争了。

闽浙地区以富庶著称，在宋元两朝，其富民长期逃避税役，勾结官僚，使得国库空虚。

明初开国，朱元璋曾经对闽浙地区的富民进行打击，但治标不治本，其地的士绅势力很快又崛起，影响朝堂。

所以明朝开海进程的缓慢，以及隆庆开海的有限性，与这些闽浙富民的操纵，当然是分不开的。

清朝土地兼并历朝历代第一，而晋商也在清朝过得犹为滋润。

尤其清代后期，大行捐纳制度，富与贵密结合，影响力量趋强；遂使平民向上流动机会大减。

可见闽浙士绅在清朝影响力下降，乾隆皇帝宁愿给广东士绅面子，改四口通商为一口通商。

由于闽浙是清军南下中所经过的最富庶地区，而开国时清军基本上是没有军饷的，军纪极劣，在闽浙地区进行了极为残酷的大屠杀。

康熙朝为了对抗明郑，又实施了迁界禁海，造成巨大的破坏，勒期仅三日，远者未及知，近者知而未信。逾二日，逐骑即至，一时跄踉，富人尽弃其赀，贫人夫荷釜，妻襁儿，携斗米，挟束稿，望门依栖。起江浙，抵闽粤，数千里沃壤捐作蓬蒿，土著尽流移。

这些活动，造成了民间对于清廷的仇恨。

所以后来，清廷对闽浙地区的士绅并不信任也是情理之中。

广东士绅取得清廷信任，就证明广东人在明末不如闽浙士绅有骨气，抵抗少。

不然，广东民风彪悍，在明末表现得尤其有骨气，李定国与清廷便多次拉锯于广东。

于是在明末清初遭到的破坏，更加惊人，如尚可喜屠广州，据说一次就屠杀了八十万人。

因此，广东士绅在明末清初几乎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新产生的士绅阶层，许多都是尚氏集团的残余，是由尚可喜集团及清廷扶持起来的。

这无疑也是广州十三行能够得到清廷信任的理由。

明朝限制商民出海，是损害了中等商民的利益。

而广东十三行的存在，证明在清代，官商勾结的巨商已经不满足于和中等商民争利，他们更是将手伸向了陆上与外国商船的贸易，通过寻求代理官营形成垄断，使得无力出海的小商民之生计，也遭到了致命的打击。

这个情况在乾隆改四口通商为一口通商之后更加明显。

广州贸易的繁荣，是以牺牲沿海各港口的贸易作为代价取得的。

中国各地的产品不能就近运往便捷的港口，而必须远途跋涉运来广州，增加了商品的运输费用。

从全局看，显然有损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清代海盗中出身底层者多，实是因为乾隆改四口通商为一口通商之后，底层商民无力从各地转运货物到广州港与外国人贸易，无以为生，不得不出海为盗。

然而到了清朝，全世界都进入了殖民时代，南洋贸易份额也逐步被欧洲殖民者控制，自然与欧美国家的海贸就成为了海贸的大头。

四口通商变为一口通商，对于底层商民的生计没有影响，绝对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