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想连着开十多处海港，用来通商？还全部要让海防总督衙门管辖？这么做的话，会对大明的农业造成很大冲击的啊，你们想过吗？”朱由校听完，直接就抛出了自己的问题，并且，看问题很准，一下子就切中了要害，“把各个省的水师全部交到海防总督衙门手里一体管辖，自然可以节约不少军费，可一旦水师主将有了异心，大明不是将没有水师可用，毫无制衡了吗？”

韦宝一听朱由校这么说，没有很吃惊，在他的预料之内，却仍然不得不赞叹皇帝果然不像外界传说的那么昏庸无能。

朱由校在韦宝心中，至少比他韦宝本人是要聪明一些的，只是朱由校的阅历太少了，很多事情都没有接触过，只是道听途说，或者从书本中接触来的。

就这一点，影响了皇帝的才能，否则以逻辑能力来说，朱由校可以排在历史上所有皇帝当中的前几名。

毕竟木工活也是技术工种，属于理科项目啊，又是要画图，又是要测量，又是要计算，还得设计，每一步都不能出错的，负责一件作品就完成不了。

而朱由校有本事单独完成那么多作品，并且其中大都是美轮美奂的木工精品，连宫外的能工巧匠都会赞叹朱由校的手艺，可见朱由校的手艺的确是很不错的。

就凭这一点，韦宝就觉得朱由校是聪明的。

还有刚才朱由校问出来的这句话，韦宝是以后世的重生穿越巨的角度，才能看清海禁的一些问题，而且韦宝还当官快一年，接触了朝廷的各个衙门。

而朱由校一直处于深宫中，碰到这些政务问题，其实对于朱由校来说，更像是做一道政治考试题。

这些问题对于韦宝来说是很鲜活的，而对于朱由校来说，都是冷冰冰的。

将心比心，韦宝就更加觉得朱由校厉害了。

这一回，顾秉谦、魏广微、黄立极，甚至冯铨和丁绍轼，魏忠贤和客巴巴，在场的一些太监，大家都忍不住同时看向了韦宝。

就这一瞬间，表示所有人其实都心知肚明，都知道这个想法就是韦宝提出来的，因为韦宝是最大的受益者，除了韦宝，不会有别人。

这帮太监一个个都是很精明的。

暗中向着韦宝的王体乾，以及韦宝派出，打入皇帝身边的李元忠，都暗暗为韦宝捏了一把汗！

大家都想听韦宝会怎么回答。

韦宝却假装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一样，懵里懵懂的站着，有点傻萌。

反正顾秉谦已经都揽过去了，韦宝现在不用当出头鸟。

朱由校忍不住问道：“韦爱卿，你觉得首辅说的事情怎么样？你能回答朕刚才的疑问吗？”

韦宝当即回答道：“陛下，微臣十分赞赏首辅大人的方略，海禁并不是我大明对外贸易政策的全部，单就其本身而言，是军事上的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厉行海禁的时期恰好都是海防压力大的时点，比如明初，反对太祖爷的海上势力以及嘉靖中期的倭寇之乱，这从兵部的海禁条文也可以看得出来，强调处以极刑的大罪包括禁止将违禁品通贩下海、擅造双桅以上大船出海以及泄漏军机等军事相关内容。而在沿海武备，因为国力衰退或海防压力较小而废弛的时候，这项条令其实是有所松动的。微臣举个例子，弘治年间有广东军民造违制大船通番下海被抓，这个本来必死无疑的大罪竟然被地方官府解读为“只要造船的和出海通番的首犯不是同一人就可以免死”。而且得到监察御史和皇帝的认可，最后仅发配广西充军，成为该时期违反海禁的量刑判例。我大明朝朝贡贸易的实质是官方垄断贸易，外国商人只能以贡使的身份入境贸易，且不得随意接触本国平民，市舶司对外商的货物有优先处置权，其次才是交由牙行经营，以更高的市价承令普通大众“博买”。在这个过程中，朝廷获利甚丰，但对于外国商使的招待费用以及路费却要地方政府一起分担，这对中央和地方在海外贸易的利得分配上来说是极不平衡的。另一方面，丰厚的朝贡回赐物本身的确有外交宣传上的含义，但也是在明初下西洋以低廉价格从东南亚收购各色番货，然后控制市场价格甚至按市价“折俸”的基础上进行的，从朝廷来说仍然是稳赚不赔。这种模式实际上形成皇室一家对官僚阶层、地方政府乃至普通老百姓，自然无法维持长久。英宗在即位之初即将“下西洋”作为前朝第一弊政而革除。垄断贸易的松动不是皇室不赚钱，也不是皇室不想主导海外贸易，而是在与官僚阶层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中导致的结果。事实上，官方垄断贸易不是大明一家，在同时期的世界各国王室对海贸都曾出现过的常态思路，比如葡萄牙王国曾经严禁普通商人前往几内亚，违者死罪，奥斯曼帝国禁止黎凡特-埃及的商人私自参与红海与波斯湾的贸易，暹罗的大城王朝甚至完全禁绝本国平民百姓出海，海外贸易分别交给回来我大明朝的商人垄断。各国垄断海外贸易的手段尽管程度各异，但最终也都经过了中央控制力下降而私有经济抬头的过程。”

韦宝的话，信息量很大，别说皇帝，就是内阁几位平时知识面比较广博，接触面比较广的大臣都听不太懂。

魏忠贤和客巴巴，以及一帮太监们更是懵里懵懂。

韦宝接着道：“禁止民间对海外的贸易，官方的对外贸易却是一直没停止的。大背景有两点。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有重农抑商的思想。还有就是太祖爷奠定的农业社会的强大的惯性，太祖爷在明朝开国初的种种政策法规，太祖爷的治国理想可归纳起来就是，在太祖爷的治国理想中，一个完美的帝国就应该是无贫无富、男耕女织的小农社会。男力耕于外，女力织于内，遂至家给人足。这是太祖爷在他写的《“男耕女织”的理想国》中曾经具体阐述过的想法。具体原因有，明初防患倭寇、陈友谅等反对武装势力。之后主要是为了防患倭寇。但是大致从中期开始民间违法对外贸易日益频繁。原因主要是政治腐败，国家控制力下降；社会风气大变，从纯朴转为奢华；从轻商到重商，士农工商都开始趋向于参与商业活动；嘉靖后期倭乱基本消失；嘉靖之后的隆庆帝开放月港。民间对外贸易更加兴盛。主导力量是谁？君权强大时皇帝主导。但越到后来政治腐败，对地方的控制越来越力不从心。所以，我大明朝不是看不到海贸的利润，只是怕掌控不了，只要能掌控好，能赚取足矣支付边军军饷的银子，还能控制好水师，何乐而不为。”

“关键谁能保证前朝控制不好，到了我们手里就能控制好呢？”天启皇帝朱由校又提出了问题的核心，非常的精准。

韦宝微微一笑，他早就知道皇帝会这么问。

16-18世纪的明清的海外贸易与海外移民繁盛。

中国商人将丝织品、瓷器、茶叶等商品从其生产地送到巴达维亚、马尼拉、澳门、广州等贸易聚集地，欧洲商人则到这些贸易聚集地将商品买走，再转卖欧洲市场。

因此，可以说16-18世纪的中国海外贸易与海外移民联接了中国的供给与欧洲的需求，同时中国海商也从欧洲人手中挣回了大量的白银。

这些白银基本上是欧洲人从美洲殖民地开采的。

按照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的时间顺序，即伊比利亚人、荷兰人、英国人。

他们各自花了多少白银购买中国商品。

葡萄牙商人通过澳门将来自欧洲和日本的白银输入中国。

王裕巽在《明代白银国内开采与国外流入数额试考》中引用的数字：自16世纪80年代至16世纪末的20年间，葡萄牙运至澳门的贸易银的年平均额，因已有较明确的统计数据，并获档案记录和中国史录的印证，约九十万元至一百万元，即25875公斤至28750公斤，合693450两到770500两。

若以其平均数731975两，为年平均额估算，于此期间流入中国的葡萄牙白银为14639500两。

这段期间，中葡贸易尚未发展起来，1567年—1580年这13间年的白银输入量以1580年后的半数估算，即年平均五十万元，合明制白银385250两。

这一阶段流入中国的葡萄牙本土贸易银总额为5008250两。

17世纪前30年，是葡萄牙远东贸易的鼎盛期，每年由本土运到澳门的贸易银额，至少维持在原有的一百万元的数额上，有的年份可能超过此数，故在此三十年间，流入中国的葡萄牙本土运来的贸易银当不少23115000两。

明代后期由葡萄牙本土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额为42762750两，即4000万两以上。

除了来自欧洲的白银，葡萄牙人主要从事中日间的贸易，他们还将大量日本白银输入中国。

在16世纪的后50年中，葡人共输入中国的日本白银是500000公斤，1600—1609年是200000公斤，1609—1629年是300000公斤，1630—1639年是450000公斤。

因此葡人通过长崎——澳门贸易输入中国的日本白银高达145万公斤”，合明制3886万两。

葡萄牙人在明后期输入的欧洲和日本白银共计约8000万两。

根据西班牙人的记载，从16世纪后期到19世纪初期，每年通过马尼拉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额。

从1571年（明隆庆五年）至1821年（清道光元年）的250年中，由西属美洲运往马尼拉的银子共约4亿比索，约合中国库平银2.88亿两。

其中大约有四分之一至二分之一输往中国，即大约0.72亿至1.44亿两库平银输入中国，年平均输入量为28.8万两至57.6万两库平银。

1570—1760年赴菲贸易的中国商船数量，并估计出每艘商船的平均贸易额及白银占回航货物的平均比例。

从1570年，隆庆四年至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的190年中，从菲律宾输入中国的白银约有1.75亿两库平银，年平均输入量约为92万两。

从1550年至1800年的250年间，西班牙共输入白银1.5亿两！

荷兰的情况比较复杂，因为其东印度公司多次改变对华贸易形式。

1728—1734年共有9艘荷兰东印度公司商船从荷兰直接驶往广州，其总货值为2533359荷盾，白银占96%，即2432024.64荷盾的白银，约合700871中国银两。

173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放弃从荷兰直航广州，改采荷兰—巴达维亚—广州三角贸易，每船30万荷盾的投资，部分白银，部分货物，由于该形式的贸易耽搁时间较长，影响从中国茶叶的新鲜程度，难以在欧洲市场上与其他国家公司竞争。

1757年后荷兰东印度公司重开荷兰与中国之间的直航贸易，每艘荷兰商船携带30万荷盾的银元前往中国购买茶叶等商品。

基本上可以说在18世纪荷兰输入中国的白银数量在1600万两以上。

从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的1602年至1689年的87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派商船直航中国。

1689年至1728年的39年中荷兰则放弃直航，而改由中国商船将中国商品运至巴达维亚。

1602年—168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每年派遣的商船数量按照1728—1794年平均年派遣商船即3.5艘计算。

由于处于中荷贸易初创时期，其贸易量肯定不如18世纪，相当于18世纪的三分之一，即每艘商船携带10万荷盾银币，那么此87年中输入中国的白银为4350荷盾，约合877万中国两。

从1689年至1728年非直航时期，中国商船携带中国商品进入巴达维亚，在销售商品后，还会购买一些当地产品，所以回程携带的白银应该不多，为了避免过高估计白银流入量，我们暂且不将此段时间的白银流入量计入总数。

从1602年至1794年是中荷贸易的黄金时期，在这将近200年的时间里，荷兰共计输入中国白银2500万两左右。

英国1637年首航广州，开始与中国的贸易。

17世纪中英国对华贸易额很少，英国东印度公司1677年输入白银4778两、1681年输入37500两、1682年输入84000两、1698年输入60000两、1699年输入79833两，5年平均输入53222两。

1637—1699年的62年间白银年平均输入量是53222两，则17世纪英国输华白银仅330万两左右。

在1700-1753年间，英国共运白银19440448两到中国。

1637-1799年英国共计向中国输入白银56637003两！

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3.1亿两。

这是一个大概的数，实际上肯定不止。

一定是大于这个数的。

同时，欧洲其他国家，如法国、瑞典、丹麦等，在此一时期也开展对华贸易，使用白银购买中国商品。

它们在18世纪共向中国派出商船466艘，输入白银总数达38536802两。

除此之外，美国于独立战争胜利后的第二年，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派遣第一艘商船“中国皇后号”来广州贸易，但在18世纪美国基本靠西洋参和皮毛支付中国商品货值，输入白银较少，19世纪以后才开始大量输入白银，因此可以忽略美国输华的白银量。

日本输入的白银量是不能忽略的。

日本在明后期，1567-1644年，共计输入中国2亿两白银，用以购买丝织品、瓷器、日用杂货等。

自明后期（1567年）至18世纪末的233年间，从欧洲、美洲、日本等地输入中国将近5.5亿两白银，即超过2万吨。

这2万吨到底值多少钱呢？

根据2016年10月3日国际白银价格，每盎司19.2美元计算，2万吨白银合美金13545201400.5837元，即135.45亿美元、903.25亿元人民币。

在明后期至清中期的这233年中，每年外国购买中国商品而输入中国的白银达236万两之巨！

明代中国国内白银的开采量。

明代276年中，中国国内总共开采白银仅23353326两，年均开采量仅仅8.46万两，尚不及海外白银输入量的一个零头。

明后期至清中期，1567-1840年，不但不存在长时间的闭关锁国，中国海外贸易反而持续繁荣，历经三代欧洲强国，而且均保持了巨大的贸易顺差。

在16-18世纪重商主义盛行时期，白银的巨量内流，说明直至工业革命前夕中国的工业，特别是丝织业、瓷器业、制茶业生产，就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来说，仍居世界一流水平。

后世有很多历史学家及部分爱好历史的普通公众已经认识到这一点。

但他们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白银大量流入这一流通领域的现象之上，没有看到在白银背后中国强大的工农业供给能力才是支撑这一现象的本质。

而近代世界经济体诞生的真正动力，也正是在于白银国际大流动背后所隐藏的中国与西欧实体经济中供给—需求的整合与交汇。

在日本民间流传一种说法，清末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索要的2亿两战争赔款就是根据明后期从日本流入中国白银数量计算的。

当然，这是日本人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想通过战争要回原本属于自己的白银罢了。

很多人只知道明朝有海禁，不知道宋朝也有海禁。

海禁不是闭关锁国，而是禁止民间私自海贸。

因为政府要垄断海贸的丰厚收入！

而且宋朝官府不但垄断对外海贸，还垄断了手工业，除了传统的盐铁，还有茶、酒、瓷。

到了明朝，私营工商业已经全面超越官营工商业了，但明朝官府没能有效地建立对私营工商业的税收制度，钱都被贪官污吏和地主豪绅们拿走了。

宋朝官府的工商业收入占总收入的70％左右，而明朝官府的工商业收入差不多只能占到10％。

税收高就代表国家富吗？这显然不是的。

宋朝税收高是因为它税收能力强且税率高，税收占国家GDP的比重很高。

不收税哪来的俸禄养那么多官，冗官。

宋朝的兵民比是历朝之最，还是发工资的募兵制，冗兵。

还得给辽、夏交保护费，冗费。

宋朝事实上是历朝历代搜刮百姓最严重的政权之一，比它还差劲的大概只有那些割据混战的军阀了。

明朝是真的穷，但这个穷指的是国家财政。

无论是GDP还是人均GDP还是人均收入还是人均生活水平，明朝都是比宋朝高的。

不是穷的问题，而是地域发展不均衡的问题。

中国封建社会必须是中央集权，建立一个由朝廷能够控制约束的官僚体系，实现区域间的均衡，说白了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拿富地方钱补穷地方，要不国家就得给拖死。

明朝最为典型，老朱那时候刚打完仗，各地都很穷，他就以土地作为全部衡量标准，制定税收政策，问题在若干年后，由于海禁松弛，南方商业发展不断发展，富起来了，油水足，而皇帝在北方，对这个情况没有切身了解，只是多抽点税。

其实他拿的一点和南方创造的财富相比百足一，这个短视，导致了政策调整出现了相当长一段空窗期。

而小朱、小小朱们有没老朱和他儿子那手腕控制官僚体制，官员们趁此机会大捞特捞，与商人勾结成利益集团，甚至自己成为商人，国家要调整税收政策时，立刻跳出来坚决反对，特别是明代官僚中许多决策者都是富裕地方出身。

在问题没激化前，自然不想从自己家割肉，这使朝廷不得不长期用可怜的税收去补剿匪、平叛、灾后重建的窟窿。

随着物价上涨，开销越来越大，拖也拖死了。

明朝和北宋不同在于，北宋的官僚上层大多出身北方，且当时文化上北方优于南方，经济南北差异还没有大，这使中央将南方钱抽到北方，北方用输出文化换取可以实现。

至于南宋，就偏安在一隅，靠土地税连个活路都没有，只能靠发展商业，而当时的行都在杭州，临安，就是商业最发达地区。

统治者时时刻刻都盯着这个唯一的活路，商业政策变得很务实。

虽然官僚们该拿还拿，因为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贴的紧，贪污金钱占国家的收入的比例远小于明朝。

这里要说明是比例，不是说南宋官僚比明朝官僚清廉。

大宋的那个财政总量，单位叫“贯石匹两束”，分别对应的是“钱、谷、布、银、草”。

假如，某年大宋某州府夏税：钱两千贯，粮食两万石，布五千匹、银五百两、草一万八千束。

那么统计下来本年夏税是四万五千五百（贯石匹两束）。

而各个州府加在一起，最后的总数汇总到中央，动不动一亿几千万。

一束草和一两银也根本不等值。

14～17世纪欧洲的新兴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纷纷来到东亚开拓殖民地，发展贸易，明清同他们的交往始于16世纪初。

过去，总将这定性为反抗西方殖民。

但当继续挖掘历史却能察觉到，这背后的问题，远比想象的要多很多。

“陛下，可以由陛下亲自掌管海关税收，全部交给东厂去办，甚至把大明所有水师，都放在东厂下面，不叫监军，直接由太监领军，当初郑和下西洋，领头的不就都是宫中太监吗。”韦宝回答了天启皇帝朱由校的问题。

韦宝的回答，将在场的人都吓了一大跳。

把海关和水师都交给太监把持？

这是大家都想不到的回答。

其实刚才韦宝列了一大堆的数据，说的很清楚，大家都已经有点被韦宝说动了。

唯一疑惑的就是皇帝提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