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这么想的话，还真的有点冤枉韦总裁了。

韦宝还不至于这么小气。

多吃几顿饭不算什么，韦宝家大业大，要缺，现在缺的也是大钱，不在乎吃饭这些花销。

主要韦宝觉得孙承宗就不该多事，不该问战马，更不该想知道自己的军队的底细，以及自己下一步对建奴的具体作战目标！

想要东西，自己去缴获啊，你既然心里清楚，这趟打仗，所有的人都是我自己出的，所有的军备都是宝军的，蓟辽督师府一个子儿都没有出过，你凭什么想揷一手？

“这样对孙督师，会不会有点那啥。”吴雪霞忍不住问道。

“那啥？”韦宝笑道：“太刻薄？”

吴雪霞摇头道：“我可没有这么说，我是担心授人话柄，报军功的时候，肯定不单单只报杀了八千多建奴，缴获了那么多战马，肯定也会提一提的吧。”

“不怕。”韦宝自信的笑道：“皇帝和魏忠贤都不会关心这个，他们不是带兵的，怎么可能关注战马。若是有人为了这点事弹劾我，我理都不必理会。”

宝军有自己的骑兵部队，用的多数是蒙古人，一直加强整训，主要是思想方面的训练。

否则若是用汉人练骑兵，再有十年也难以练出能与建奴抗衡的骑兵部队。

宝军的骑兵部队编制是五千人，之前因为战马不足，实际能用于作战的只有千余人，现在算是解决战马的问题了。

就在韦宝送走了观察团的时候，努尔哈赤在盛京城的城头接见了杨古利。

杨古利将现在的情况说了，努尔哈赤勃然大怒：“谁给你的胆子，让你放弃大营？你还将数量庞大的粮草和火葯拱手送予韦宝，你私通韦宝不成？”

其他人也都大怒，叫嚷谩骂杨古利，骂杨古利懦夫，孬种。

杨古利并没有特别吃惊，对于努尔哈赤和众将的态度是有心理准备的。

“大汗，我已经没脸活在世上，本来在战场，我就想抹脖子了！但我答应天地会的议和请求，是为了保住所剩下的大汗铁骑精锐！不能让剩下的两万多大军在我手上都断送掉！另外，我之所以拱手让出粮草，大营，火葯，绝不是我私通韦宝，我别说韦宝，你们有谁见我私下见过外人？我连汉人也没有见过几个，要见都是战场上见，谈何私通。我是觉得韦宝的军队的确能战，他们的火器优势是我大军无法比拟的。大营只有一些木栅栏，根本不堪一击，肯定守不住。我们要与韦宝的军队作战，只有两种情况占据优势！”杨古利道。

“哪两种情况？”努尔哈赤愤然道。

“一，要么是凭着盛京城这般的坚厚城池与敌军周旋，二，要么凭我铁骑的威力和速度，在野外与敌军绕圈子打，而不是正面抗衡。”杨古利道。

努尔哈赤沉吟不语，是他自己下令让杨古利去主动攻击韦宝的，现在看来，一切错误都是从他这里开始的。

“那依着你这么说，以后韦宝的军队想什么时候到咱们地盘来，就可以什么时候来啰？现在韦宝的人马占据了你的大营，我们也没有办法把他们赶走啰？”莽古尔泰怒道。

“所以我觉得议和不错！我们就算无法赶走对方，只要保持决战态势，不停派兵袭扰，韦宝的兵马想在我们地盘立足也是不可能的，大不了双方不停死人，不停消耗，看谁最后耗得过谁。”杨古利道。

“你就算觉得议和不错，也不该让出粮草和火葯！”努尔哈赤的火气又上来了，冲着杨古利喊道。

“他们派来的人催的急，说不在两炷香之内退走，便要攻打。而且对方指明要我们的粮草和火葯，说是作为和谈的诚意。”杨古利叹口气道。

努尔哈赤被杨古利气的直搓手，却也没有再大吼杨古利了。

“父汗，韦宝太嚣张了，请父汗让我带兵出战！”莽古尔泰大声道。

皇太极也道：“父汗，韦宝乃虎狼也，不可与之议和，假以时日，亡我大金者，必是韦宝。”

努尔哈赤脑子再度宕机，昏昏沉沉的，不知道在想什么。

今天的努尔哈赤似乎彻底失去了往日的果决，努尔哈赤是了解杨古利的忠诚和勇武的，知道杨古利都觉得正面打不过，就是真的打不过了。

可要就此向韦宝妥协，也千万说不出口，更何况，努尔哈赤也知道皇太极说的不错，今天议和了，给韦宝几年时间，必定是大金国的心腹大患。

“让法师占卜吧！”努尔哈赤有气无力道。

众人一阵默然，虽然满人有遇到重大事情决定不下的时候让法师占卜的习惯。

可遇到军事上的事情，大汗可从来没有这么犹豫过。

于是将法师请来，占卜耗时一个多时辰。

法师占卜的结果是议和比动武好。

“都是天意，那就先谈一谈吧！皇太极，莽古尔泰，你们去议和吧！”努尔哈赤道。

皇太极和莽古尔泰对视一眼，他们刚才明确表示要与韦宝的大军打到底，没有想到大汗居然还是让他们两个人去。

“是，父汗。”两个人同时拱手答应了。

皇太极和莽古尔泰说走就走，并派人去杨古利曾经的大营，找到宝军的人，说同意议和。

谭疯子不敢怠慢，立刻让人通传韦总裁。

韦宝和吴雪霞正在河边的帐篷中对弈。

韦宝打发时间的时候，可以下两把象棋，因为韦宝不爱下围棋，规则复杂，也没有闲情逸致学习。

或者还可以让吴雪霞教自己拉二胡，韦宝对乐器也挺有兴趣的。

“建奴请求议和。”吴雪霞见过通信兵之后，对韦总裁道。

“哦？你怎么看？咱们提出什么要求？”韦宝问道。

这个问题，吴雪霞早就想过，只是她和韦宝都没有想到努尔哈赤居然会真的同意议和。

“赔偿四百万两军费吧，另外让建奴开辟清河为通商口岸，准许我大军在清河口岸扎营。”吴雪霞道。

韦宝微微一笑，四百万两，对于大明来说都是一个天文数字，建奴怎么可能答应、

“你这太狠了吧，完全没有诚意啊。”韦宝笑道。

“怎么狠？建奴每次劫掠大明，哪一次给大明造成的损失会低于百万两？”吴雪霞道：“只要建奴同意咱们的要求，咱们就与他们罢兵，约定互不侵犯。”

“行吧，你去安排吧。”韦宝笑了笑。

“嗯，我这就写条款，总裁要用印信，还得签字吗？”吴雪霞问道。

“用天地会的大印，签字就不签了，让谭疯子签署便可。”韦宝道。

“那恐怕不行，建奴肯定会觉得咱们没诚意。”吴雪霞道。

“先把条约送过去，建奴不会答应的，这么大的事情，至少要搞几个来回。”韦宝笑道。

吴雪霞点头，这点她赞成，肯定不会那么简单，估计建奴也就是想先看看他们的态度。

吴雪霞很快草拟出了条约，给韦宝过目之后，用了天地会的印章，然后让传信兵给谭疯子送过去。

谭疯子按照吴雪霞的口信要求签了字，转交给建奴派来的人。

建奴的信使立刻飞马回报皇太极。

皇太极立刻拿了条约去给努尔哈赤。

“混账，岂有此理，马上打！”努尔哈赤这次反应很快。

这可能应该算是大明方面第一次真正意义上与建奴谈判。

虽然韦总裁代表不了大明，也没有要代表大明。

韦宝不认为明朝是治理最失败的朝代。

一个王朝的灭亡，是错综复杂的多种综合矛盾造成的，绝非一人一事所能导致的。

也绝非简单的君昏臣庸所可以解释。

对一切历史现象都从经济上找根源的做法逐渐不满。

明朝灭亡的几个主要原因。

财政危机与军屯体系的破坏，两线鏖战的困境，新经济因素与旧国本的冲突四、宦官专权与党争。

财政危机与军屯体系的破坏，首先是明朝的财政问题或者说明朝的财政危机。

在韦宝看来，一切问题均根源于经济，但明朝的财政不良的确是其灭亡原因之一。

明代的田税长期实行低税率，这一点与汉代相同，与当时周边各国相比，明朝不足百分之二十的税率实在不高，同期日本税率就高达百分之五十。

但与汉代相同的是，税率低只带来了国家收入的减少，而并未惠及民众，因为少征的税收归于地主豪族，实质是负担转手。

地主的剥削使得低税率意义不大。

却造成了国用不足，后来崇祯年间屡为财政问题所困。

明末民变初起之时，招抚政策的失败，就在于招抚银不足，无财安置起义难民，难民为了生存，只得降而复叛。

崇祯年间天灾大旱，救灾不力酿成农民大起义也与国库不足有关。

至于后期加征“辽饷”、“剿饷”、“练饷”等“三饷”导致矛盾激化，加速明朝灭亡，无不与财政危机有关，至于最后“闯王”迫近京师，因军饷不足而延误调兵入京，更可见危害之深。

至于有人所说崇祯内府有千万两巨银，实属无稽之谈，已被鉴为讹传，不必再辨。

即从常理来讲，崇祯在李自成兵迫京师的紧要关头，社稷将亡之日，若有余财，何须要百官“纳捐”，最终延误调兵。

明代的财政危机为何此般严重，很大程度上是一项重要财政来源的流失，即军屯体系的破坏。

明初的军屯体系曾有力的保证了军费支出。

明代永乐元年，全国军屯田子粒两千三百多万余石，而当年全国税粮不过三千一百余万石，军屯田收入占全国税粮的百分之七十多。

而不幸的是，军屯体系自明中叶以来逐渐被破坏，早在弘治年间，兵部尚书马文升就指出，“屯田政废，册籍无存。上下因循，无官查考。以致卫所官旗、势豪军民侵占盗卖十去其五六，屯田有名无实。”

原本由军屯负责的军费开支，自明武宗正德以后俱从国库支出，这意味着从此之后，不仅减少了一项巨大的财政收入，军费开支成了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而且以此之后，由于军饷需要国家调拨而不能就地取饷，军屯体系下军饷主要来源于军屯田收获。

军饷及时发放的可靠性大大降低。

从此之后，明王朝常有“打不起仗”的忧虑。

“万历三大征”，仅援朝之役就耗资700万两，宁夏之役耗资200万两，擂州之役耗资至少200万两。后来的辽东战事、国内民变，无不在大量消耗军费开支。

天启、崇祯年间因军饷不能及时发放，兵变时发，兵士索饷哗变，遍及各地军卫。

明末农民大起义前期实力最强大的“闯王”高迎祥所属部队，多由明军变节而来，就是军饷不发的恶果。拖欠军饷甚至影响到了辽东，崇祯元年，辽东兵变，又是因军饷所为。

而崇祯十七年，因凑不齐一百万犒军军饷，而延误了调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入京，则又是放弃了明王朝的最后一颗救命稻草。设想若军屯体系未废，军费充裕，足以自给自足，又岂有此忧。

百年前军屯废驰的恶果，终于在天启、崇祯年间体现。

无论如何，明朝正统王朝直接灭亡于明末起义军，残部势力灭亡于清军。

与农民起义军和清军的长期两线作战是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

崇祯帝夙兴夜寐，勤于政事，不是一个中国传统史学中“亡国之君”的典型形象。

但遭遇内忧外患的现实局面，内有天灾大旱，以及以此为诱因而起的农民起义军，外有辽东后金八旗铁骑。

明末战事常常出现两大忧患交替之势。

明朝单独对后金时，曾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及战略优势，如天启年间的“宁锦大捷”。

但随之农民军在黄土高原不断发展，明末农民起义军的发展壮大，无疑有加派“辽饷”“练饷”以及“剿饷”的因素，“三饷”无疑大大加重了底层民众的负担，而为了支撑辽东战事而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最终将转嫁于底层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