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襄是老谋深算的人，看众人狂热的附和，所有人都热烈赞成吴三辅当这个蓟辽商会的会长，知道大势已定，自己再干涉阻挠，反而给人很假的感觉，遂不再多说什么。

吴三辅倒是仍然很谦虚的模样，咧嘴直笑，“不成的，感谢诸位啊，同窗好友们，还有世家的兄弟们，叔伯大爷们，你们看我像当啥会长的人嘛？我每天不睡到正午，根本起不来，啥事要都指望我，那这商会估计一天就得倒闭。”

吴三辅的话惹得众人哈哈大笑，气氛更加轻松。

不过，吴三辅越是这般推辞的，大家却越是铁了心的要推他上台。

这就是地道的中国组织哲学，老大不用很厉害，但是人缘必须得好，必须是那种与所有人都谈得来，宽和的人才能当老大。做事的话，都交给老二老三，这两个位置需要有能力，而且，最好这两个位置的人还不和，经常需要老大从中协调关系，类似的三驾马车，便是最稳定高效的了。

这叫制衡之道。

制衡之道固然有优点，缺点也很明显，很多时候，大家怕出错，都不干活，比赛摆烂，反正不出错便是好事。

尤其是公职机关，都是人浮于事。

如果想制衡，就让他们分成两派。因为他们斗来斗去，自己才会安全。很多政治家都会把自己的手下分成两派，互相牵制。

如果想制造混乱，就要使用均势的办法，让其内斗，只有不断地内斗，搅乱浑水，这才能够有机会，以患为利。

先消除混乱，就要剪除平均实力，让他们没有野心，即使有野心也没有支持野心的存在的势力。不要只扶植对抗一派势力，这对让自己成为斗争对象，要扶植两派。才会稳定。

“势均则斗”但凡强弱一定，或是格局分明，大家也就不需要斗了。

这都是资治通鉴，被很多官场之人奉为宝典的想法。

但是要让内部对立的两帮人马形成均势，达到势均力敌，谁也奈何不了对方的态势，这需要老大有很高超的手腕，很难做到的。能做到的，有一个算一个，都是超级伟人。

这方面韦宝很佩服满人，元清两朝同样是外族统治，可是为什么清朝却比元朝统治的时间长久呢？

满人汉化和蒙古人不汉化是一方面原因，统治比自己庞大的民族只能跟他们自己的上层结盟。

英国治理殖民地也没有靠当地化，而是拉拢一派制衡另一派，拉拢优待贵族压迫百姓，充分利用当地贵族。

最主要原因是蒙古人没有跟汉族地主士绅和读书人等结盟，重用色目人和底层汉人，大大削减了这些地方上有势力有影响力汉人的权力和利益。所以当发生民乱时这些地主士绅读书人等立马加入起义军反抗蒙古人。蒙古人没有按汉族习俗执政导致对百姓的控制效率下降。有些地区的蒙古或者色目统治者没有尊敬当地习俗，经常引起民变。

没有中央集权过分的放权自治，导致地方势力庞大，发生民乱后纷纷自立为王或者拒绝服从命令去镇压而观望。

满族人刚好相反，入住中原后高官爵位厚禄安抚前朝军人官员，没有动摇地主士绅的地位和利益，所以这些地主士绅等利益集团立马拥护满族皇帝。

通过恢复科举，继续保留儒家思想的统治定位，给读书人种种特权和荣誉拉拢读书人，使其为自己效忠。

用拉拢来的汉人势力消灭抵抗者，等坐稳江山后慢慢的逐渐的用满人和自己信得过汉人取代他们，排除了隐患。

满人没有放权反而加强集权，通过满汉两派互斗皇帝做裁判员的方式，用汉族大臣制衡满族大臣，用满族大臣制衡汉族大臣，确保皇权的绝对威望，两派相互制衡不会出现那一派做大到威胁皇权。

所以清朝时发生民乱不仅满人拿命效忠皇帝镇压，汉人地主士绅等利益集团也会坚决的拥护满族皇帝。

满族的主动快速汉化也使得满人统治者更能了解汉地的游戏规则，按着汉人的套路出牌。

均势下，要么你自废武功，寻求自保，要么奋发进取，灭掉对手，没有第三条路。不存在，自己又有实力，又安全的这个状态。

这是权谋家对势力判断的时候要切记的。

其实除了‘末代皇帝’崇祯大帝，大明以上几乎每个皇帝都擅长这种制衡之道，崇祯这个愣头青，最大的问题，便是容易刚愎自用，意气用事，想罢免罢免，想杀就杀，还性格偏激，对人的爱恨都很狂热，不爱保留。

这种性格当个偶像明星走娱乐圈还行，当皇帝这么任性，肯定是不行的。

别说当皇帝，性格太刚愎自用的人，可能当个小吏都不行，因为同僚们无法与之相处愉快。

情愿像木匠皇帝一样成天玩乐，大明再玩个半个世纪一个世纪的都很正常，说不定崇祯再能多玩几年，拖过了小冰河纪，即便整个国家的政治体系依然腐败腐朽，无可药救，但总归能再拖好些年了，拖个百年，二百年，一直拖到八国联军打过来，又有谁能说得准？

说不定，再拖下去，大明的资本主义萌芽真的自己开花结果了，资产阶级真的发展起来了，国家发生剧变，不是八国联军打大明，而是大明在十七十八世纪就能提前吊打全世界，又有谁说得清？

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韦宝觉得，历代封建王朝维护统治的关键政策都是如何抑制土地兼并，抑制的好就活的长，抑制的不好就活的断。

蒙元完全无视先代经验，对土地兼并采取放弃治疗的态度，就活的短。

明代虽然也采取了一定抑制手段，但是对宗室没有限制，宗室占田是主流，其次中叶以后对官僚也越来越缺乏管束，所以到明末就毁于流民。

清代很大程度上吸取了明代教训，所以对宗室占田管的很严，又采取摊丁入亩、永不加赋、火耗归公、士绅一体当差纳粮（这条很可惜被乾隆废了，要不清朝活的可能还更久一点，乾隆前面废了这条，后面嘉庆就遇到白莲教大起义）等手段，所以限制土地兼并方面好于明代，更胜于元代，所以延续了很长时间。

但按照传统规律，满清就是扛过白莲教，也难抗过太平天国。这时候近代列强入侵，换了玩法，又靠洋务运动续命几十年才完。

但是流民问题越来越严重始终无解，解决老百姓吃饭穿衣问题，在韦宝看来，这是所有王朝末世的死结。

帝王之术的一个要点就是帝王的眼里没有好人与坏人，忠臣与奸臣，只有能用的人和不能用的人。现在能够用就用，将来不能用就要扔，不能在乎这个人是好是坏，这是帝王和普通人的差异。

实际操作中就是权利的平衡。一个皇帝他有必要面临一个问题，就是集于一身的权利要么不分出去，自己一人把握，那么价值就是一个人决定全部事，他有必要处理帝国大大小小的全部工作，他早晚会活活累死。

这类皇帝的典型代表就是秦始皇，朱元璋，朱棣，雍正，这些人权利慾望极重，也极端勤政。还有一类也就是绝大多数皇帝是不想累死也不想管太多杂事的，那么他们有必要把皇权分出去，分给他人替他们干事。给宰相，给外戚，给大臣，给宦官。一个不想累死的皇帝有必要适宜的把权利分给这几部分人，最好的状况就是各个实力平衡，皇帝来判决。哪一方实力过大，皇帝就要扶持对立力气制衡。

宰相权大了，皇帝就要扶持宦官或许外戚来制约。如果皇帝不想累死，就要把权利搬运给他人。

平衡最重要，不能让一方独大，需求制约某一方的时分，往往用品德坏但杀伤力强的人去制衡，比方宦官抵挡文臣最拿手。

皇帝不是不知道宦官的害处，但他需求宦官让滔滔不绝的大臣闭嘴。

这套帝王平衡术一旦玩脱了，轻则被架空，重则丧命。

关于帝王术的运用，韦宝在现代的时候爱看《大明王朝1566》，这部电视剧对嘉靖皇帝帝王术的描绘非常出彩。

人家嘉靖皇帝深居简出，成天忙着炼丹，帝国也好好的，在韦宝看来，至少比明朝大多数皇帝的帝国时代强。

堪称对时间安排最科学，性价比最高的皇帝，当然，嘉靖皇帝决不能算是一个称职的皇帝就是了。皇帝若有职称的话，韦宝会给他安个超级职称！超级工程师。可再厉害的天赋，也架不住几乎不作为。

见吴三辅蓟辽商会会长的位置算是得到了众人的认可，吴襄也不反对了，那将来的话，这个商会的规模壮大，是能想见的事情了，韦宝也很高兴。

韦宝接下来又向吴襄和杨麒系统阐述了他想开发一片石，建立以抚宁卫、一片石城和不老亭为主体的三角形式的一个辽西新中心商圈的理念。

其实主要是向吴襄介绍，这种事情，杨麒这种流水官员是无所谓的。

“想法很好，但有些书生意气。”吴襄听完韦宝的阐述之后，立马否决了，“若辽西真的像韦公子所说的，弄得像江南一般。一方面北方的气候和地理环境限制了，不太可能。人口也没有那么多。另外辽西辽东真的有钱了，朝廷还会每年拿那么多银子补贴我们边军吗？朝廷不会害怕边军失去制衡吗？还有建奴时常来犯，哪里会给我们踏踏实实做生意的空间？”

“这是老问题了，你们连跑到辽东去屯田都不怕，还担心辽西会被建奴打过来？建奴要真有本事拿下山海关，那岂不整个辽东都被建奴拿下了？”韦宝笑道。他现在已经能以一个很平等的方式与吴襄交谈了：“至于气候和地理环境，我不觉得北方有多差，事在人为，至少比现在做的好一些，有何不可？朝廷也不会因为辽西辽东的经济发展了一点，便不再提供军饷粮饷了吧？”

“人言可畏，你还太嫩，没看见各个世家大户都很低调吗？有点银子也是藏着掖着，谁像你成天这么高调？”吴襄調笑的看着韦宝。

吴雪霞和吴三辅见父亲与韦宝能这样对话，都很欣慰，看得出，吴襄已经将韦宝当成半个自己人了。

吴襄之所以对韦宝的态度转变这么快，主要看出韦宝提出的蓟辽商会，以及将吴三辅扶持上蓟辽商会会长的事情，他韦宝个人是没有多大好处的，好处都在吴家身上。

在吴襄看来，吴三辅当蓟辽商会的会长，与他自己当这个会长，没有任何区别，甚至更好，自己的儿子挂牌子，他居幕后指挥，比过去他事事亲自牵头，肯定是要强得多的。只是以前没有想过，自己的儿子有本事凝聚那么多人脉罢了。

却没有想到这件事，被韦宝帮助他做成了。

“每家出一万两银子，先到先得。一万两银子对于大户来说，对每家都不算什么事情，这就看他们自己啰，我觉得顺其自然便可。”韦宝对吴襄笑道。

吴襄听韦宝这么说，觉得也是这么个道理，一万两银子的事情，的确对哪家大户来说都不算伤经断骨的大事，大家输给韦宝多少银子啊？每家至少五万两，相比较下来，这个一万两银子还叫银子吗？

所以，在韦宝的说服下，吴襄对于韦宝提出的这个抚宁卫-一片石城-韦家庄外不老亭三角形的辽西新中心商圈的概念，也没有什么意见了，由着年轻人自己弄吧。反正最大的受益者是他吴家和一大帮辽西世家大户，韦家庄能从中得到的利益有限，仅仅只是方便韦家庄与外界进行贸易而已。

大明这个时期的贸易还是比较宽松的环境，整体局势也比较平稳。

韦宝不得不说，魏公公的‘执政’还算是比较高效的，至少，现在的大明，整体形势不错。

随着城市交通发达、农产品的商品化和手工业的发达，在全国已形成庞大的商业网络。当时的南京、北京是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西安是西北重镇，南北大运河沿岸，出现了清江浦、济宁州、临清州、天津卫、河西务等一大批新兴商业城市；在古老城市之间及周围，陆续出现了一批新兴的中小城市。

民间贸易活动定期进行。州县一级的集事，每月有五六个；乡镇每月有二三个；府城则每日一集；有的地方有药王庙会；淮河以北秦晋以东，各方商贾运送物品，入城为市。在当时对外贸易上，分“朝贡贸易”和私商贸易两种。东南沿海的“海商大贾”和“海湖大姓”的海外走私也很活跃；“漳闽之人，与番舶夷商贸贩方物，往来络绎于海上”。

明初期奉行“重本抑末”政策。朱元璋曾言：“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甚至还规定禁止商贾之家穿绸纱。

隆庆三年（1569年），大学士高拱上疏《议处商人钱法以苏京邑民困疏》，反映商人的愁苦和商业的窘困，并奏请隆庆皇帝采取措施，革除宿弊。之后张居正提出农商荣枯相因，进一步肯定商业的作用。

明代中后期商人地位有所提高，部分士大夫认为经商有成，在价值上也等同于读书有得，“亦贾亦儒”“弃儒就贾”的现象也开始出现。

此外，商业用的书也开始出现。商人为实用目的而编写此类书籍，内容介绍贸易路径沿途的交通、习俗及商品行情等。此类书籍现存最早者为《一统路程图记》。

由于商业的发达，各地纷纷开始大量生产具有当地特色的商品，运销他处，使得区域分工日益明显。

随着明太祖洪武年间发行的“大明宝钞”纸币的流通失败，整个货币体系转向为以银本位为主。

16世纪中叶之后日本和拉丁美洲的白银大量流入也进一步促进中晚明经济的发展，当时明国占有世界白银需求量十二成左右。

明代经济的另一个特色是城镇经济的繁荣，运河沿线由于往来商船不断，周边城市如济宁、淮安、扬州等都非常发达。东南地区由于商品经济繁荣，成为全国的经济集散地。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明代形成按籍贯区分的商人集团，称为“商帮”，如徽州商帮、晋陕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苏州洞庭商帮、江西商帮等。这些商帮以“会馆”为联系场所，互相支持，越做越大。

明嘉靖、万历间，各地出卖丝绸、酒肉、蔬果、烟草、农作物、瓷器等商品不计其数，大量外销赚取外汇所得；外国的不少东西在中国城市都有卖，如欧洲的西洋钟、美洲的烟草。

当时商业大都会以江南的商业城市最多，有南京、仪征、扬州、瓜洲、苏州、松江、杭州与嘉兴等，华中其他商业城市尚有南昌、淮安、芜湖与景德镇等，西南内陆有成都，华北有北京、济宁与临清等，而华南则有福州与广州等。

海外贸易的需求日益强烈。明朝中期，有关禁海、开海的斗争由地方达到中央，私人海外贸易与倭寇合流，成为影响沿海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这种情况为前所未有。隆庆年间开放海禁之后，大批中国商品以东南亚为跳板流入欧洲和美洲，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和影响了欧洲工业技术的革新，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做出了贡献。

与海外贸易的发展相联系，白银货币化成为明朝后期乃至清朝引人瞩目的现象。明初以铜钱、纸钞为法定货币，白银在禁止流通之列。

但纸钞因政府未能控制投放量而导致信用下降，渐至名存实亡，铜钱则因币材缺乏，铸币量难以满足流通的需要。明朝中期，朝廷被迫弛用银之禁，而通过海外贸易大量流入中国的白银恰好弥补了国内银矿不足的缺陷。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时，即规定赋税折银征收，说明民间使用白银已比较普遍。大额交易通用白银，政府财政也以白银为计算单位。白银作为货币，具有不变质、易分割、价值高等优点，其货币化本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吴襄觉得北方人口是大问题，韦宝觉得这也不算什么问题。

大明建立并统一全国后，明太祖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全国的农业生产在蒙元时代长期大规模战争而遭受极大破坏的背景下得到很大程度的恢复，加上洪武年间大规模向淮河以北和四川的荒无之地、垦荒填充移民，使人口得以稳定增长。

对人民的控制也有加强。明初在普查户口、田产的基础上，编制各种册籍，又行保甲法与关律法，把人民牢固地束缚在土地上。

明朝初年，大批奴隶得到解放，四川和江南一带的佃户，也因地主势力被打击而改善了自己的地位。明初专制集权的中央政权，曾一度打击了豪强地主，整肃了吏治，这都有利于抑制兼并和缓和阶级矛盾。这时手工业工人地位也有所改善。这一切，都有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因而出现了明初的“洪武之治“和”宣德之治”。

明朝户口的峰值出现在明朝后期，但对于具体时间与人口数量，现在的官方统计是一亿三千万的人口。

但是在韦宝看来，整个大明的实际人口一定超过了两亿，很有可能，甚至达到了两亿五千万左右，因为流民太多，还有耕地谎报，人口隐瞒的问题严重，至少有一小半人是‘黑户’！

对于大明这种纯农业国家，又是封建时代，两亿五千万人口，很吓人了好不好？清末才多少人口啊？

电视剧里，清末民初的电视剧，不是动不动就嚷嚷着‘四万万同胞’吗？

与吴襄说一阵话，韦宝又与杨麒和杨弘毅闲聊。

跟杨麒说了几句场面话，杨麒因为韦宝现在是孙承宗的弟子，格外热络拉拢。

“韦公子啊，我与督师大人的交情匪浅呢，我是督师大人的老部下了。”杨麒笑道。

韦宝点头笑道：“以后还要多靠杨大人提携才是。”

“互相帮衬吧，互相帮衬，呵呵。”杨麒笑容满面：“听闻你与犬子交好，这让我很欣慰，弘毅便该多与韦公子这样的人交朋友才是。”

杨弘毅也笑道：“说起来，韦公子当初发家，我也算是功不可没吧？没有我帮忙弄路引，韦公子现在还在辽西本地做买卖，哪里出的了辽西？”

韦宝急忙端起酒杯：“我敬杨公子一杯酒，这份恩情，韦宝时常想起来的。”说是这么说，韦宝却暗暗吐槽，那是因为你急需我的伟哥好不好？你还欠了我不知道多少伟哥银子不付账呢，自己还好意思主动提起。

杨弘毅很高兴，也端起酒杯与韦宝碰了一下，两个人哈哈大笑的满饮了一杯酒。

整间大包间，本来只有两张大桌子，因为人太多，又增加了两桌，众人喝酒聊天，气氛好欢乐。

“韦公子，那个灵药，还有没有？我已经用完了。”杨弘毅左右看了看，然后轻声对韦宝的耳边道，一副神秘兮兮的模样。

韦宝呵呵一笑，轻声回答道：“与我有交情的老道死了，以后再想弄到灵药，恐怕很困难了啊！”

“啊？”杨弘毅闻言，三魂七魄一下子吓走了一半！

“韦公子，你不要骗我啊？不会因为你现在不需要再靠着我了，便不卖药给我了吧？”杨弘毅转而因为急躁，而有点生气了。他因为太爱玩女人，三十来岁便已经掏空了身体，若是没有伟哥帮忙，一两个月也难以进行一次正常男女生活。

韦宝一汗，暗忖你还真猜对了！我的伟哥本来就是消耗品，我又没有能力马上研发出来，数量有限，精贵的很哩！我现在生意遍布北直隶，放在京师卖大价钱岂不好？你又不肯付现银，给你干啥？

想是这么想，韦宝却笑着辩解道：“杨公子，你要是这么想我，我可就冤枉死了，你这是看轻了我们之间的友谊呀。”

“你到底还有多少灵药啊？韦公子，我出现银向你买，这总成了吧？”杨弘毅一听似乎还有门，急忙道。

韦宝不动声色道：“有是还有一点点，不过，那都是我留着自己用的啊，我现在虽然还未正式娶亲，可你也知道是，少不得上青楼玩玩，而且，我还要对付我那几百个小丫鬟哩。”

噗！几百个小丫鬟？

杨弘毅也不知道韦宝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大起同道中人之感：“韦公子啊，那种事情做多了伤身呀，你才这般年轻，还是节制一些为好。先都卖给我吧？你到底还有多少灵药呀？”

韦宝笑了笑，心想你这话，是不是应该留给你自己？不过，杨公子虽然才三十出头，也的确算不上年轻了，这个时代的平均寿命才四十岁左右，虽然说地主阶层的平均寿命肯定不止这么点，吃得好穿得好，普遍都能活到五六十岁，可年过七十古来稀呀，杨公子的人生也快过去一半了。你是不是更应该节制一点？

“还有二百来颗灵药吧？我也没有细数。”韦宝打隐瞒，含糊其辞道。主要不知道杨弘毅能出到啥价钱，若是价钱不好，再卖这一次给他，以后就没有了。

“都给我，我出五十两纹银一颗灵药，怎么样？”杨弘毅急忙道：“韦公子，咱们是什么交情？你可不能忘了我当初帮你的事情啊，若没有我帮助你开路引，你到现在还是辽西本地小商贩吧？”

韦宝听杨弘毅这么说，有点不高兴，却并没有表示出来，“杨公子啊，我哪里忘记了？你也不用一直提起来吧？关键就一点点了。自己都不够用啊。”

“弘毅，韦公子，说什么这么热闹呢？”杨麒问道。

“啊，爹，没啥，跟韦公子说些学问上的事，呵呵。”杨弘毅干笑道。

韦宝微微一笑，点头称是。

“韦公子，我就两万三四千两纹银！你全给我！我银子都给你！”杨弘毅转而轻声催促韦宝。

韦宝笑道：“不在身边啊，而且，低于三百两纹银一颗灵药的话，我亏死了！”

“三百两纹银一颗灵药？韦公子，你太狠了吧！？”杨弘毅有点生气：“跟女人开心一次就要三百两纹银？可以买一排店铺了！”

“那有啥办法？该用的时候还是要用不是？我真的一颗都不想卖的啊，要不然，我送两颗给杨公子吧！”韦宝大气道。

噗，杨弘毅差点没有被气着，两颗？送两颗给我？当我叫花子呐？关键是两颗有什么用？只能玩一晚上，更难受！

“行，三百两纹银一颗就三百两纹银一颗，我设法凑齐30000两纹银，不过，韦公子，你得送我10颗灵药！”杨弘毅咬牙道：“明天早晨我就派人到天地商号去取！你现在身上还有多少？”

韦宝呵呵一笑：“杨公子，你也太心急了吧？我身上没有，就韦家庄存了一点点，我明天上午肯定来不及，我得赴京赶考，你让人下午到天地商号招白管事取吧。110颗灵药，30000两纹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成！”杨弘毅咬了咬牙，“以后还有的吧？”

“这真说不好！那老道死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办法寻访到跟他类似的人啊，要不然就没有了。”韦宝也不把话说死，万一还有用得到杨弘毅的地方呢？而且杨弘毅给的价码也不算低了，放在京城偷偷卖，差不多也就三四百两纹银一颗伟哥嘛。毕竟又很有钱，又很需要的人，也不是说遇见就能遇见的。要遇见对的人，还要确认过眼神嘛。

韦宝这边刚刚与杨弘毅谈妥业务，韦宝暗忖今天喝酒怎么样也用不了10000两纹银，这算是有人给报销了，哈哈哈。

这时候吴襄又招手，让韦宝与吴三凤换个位置，意思有话要对韦宝说。

韦宝看向很不高兴的吴三凤，便道：“要不然就这么说吧？或者我单独找个地方与吴大人品茶？让吴大公子起身，不太好吧？”

吴三凤也好气啊，没有想到爹为了跟韦宝说话，居然让自己起来？当着这么多人，这多没面子？他丝毫没有将韦宝的话当成好意。

“也好。”吴襄笑道：“就找个地方喝口茶吧，各位，失陪一会。”

吴襄起身之后，很有风度的对在场众人道。

大家急忙起身，说请便云云。

杨麒轻声对杨弘毅道：“这个韦宝不简单，看见没有？吴家和辽西辽东一帮世家大户，被韦宝坑了那么多次，现在都接纳他了！你也得多跟韦宝来往才是。更别说韦宝现在还是督师大人的弟子。”

杨弘毅点头道：“爹，放心吧！”心里却想着，自己跟韦宝，充其量也就是买卖关系，要不是要买卖灵药，实在跟韦宝没啥交际啊。

也找不到什么安静的地方，吴襄叫上韦宝，带着韦宝和吴雪霞，到山海楼后面开了一间上等客房，专门用来喝口茶。有钱人的世界，就是这么奢华。

这二两纹银一晚上的最上等客房，只是用来喝口茶，小民百姓要是知道了，得多恨啊？

“小宝啊，不介意我这么叫你吧？”进屋之后，吴襄开门见山道。

韦宝一汗，叫这么亲热做啥？真的想要我做女婿么？

吴雪霞也是羞得粉脸通红，大哥二哥都在，可爹爹偏偏要让自己陪着过来，还是单独与韦宝说话，也不知道爹爹要说什么？

吴雪霞很少有的，文静的，在一旁默默的为喝了酒，口渴的爹爹和韦宝沏茶。一副乖巧小媳妇模样。

“吴大人这么叫我，我求之不得！”韦宝急忙躬身行礼道。

“坐下吧，坐下，这里只有咱们三个人，也没有外人，说会儿话。”吴襄笑容可掬：“不必太拘束。”

韦宝看吴襄难得笑的脸上，一副老鸨般的笑容，暗忖你也没有欠我银子啊？这笑的，让我有点不适应啊？不过，还是依着吴襄的吩咐坐下了。

“我刚才听大家说，你要用3000万两纹银，分六次，两个月之内，在辽西买粮食？”吴襄问道。

韦宝这才知道，吴襄原来是为了这事情找自己，嗯了一声：“确有此事！”

“这话中，怕是有水分吧？小宝，你有3000万两纹银？”吴襄可不好糊弄，一下子就抓住了主要问题。

韦宝一汗，没有想到吴襄首先会问这个，还以为吴襄要问自己为什么会买这么多的粮食呢！

大明辽西辽东的粮价是很不稳定的。

大明王朝统一中国后，蒙古的统治者自大都撤回塞外，但还保有相当雄厚的军事力量，常常给予明帝国的安全以严重的威胁。

由于北边国防形势的特殊，明朝政府不得不在北方边境作积极的防御布置。因此，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沿着长城（按长城东起山海关，西迄嘉峪关）的国防线上，先后设置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宁夏、固原及甘肃九个重镇，合称九边，各设重兵，统以大将。

这九个重镇既然都驻有重兵，兵多了，对粮食的需求自然增大。可是，在另外一方面，当日北方沿边各地，由于天然的（例如土壤贫瘠、雨量不足、气候早寒）及人为的（例如战争的破坏）原因，米粮产量却非常有限，故米粮价格常常发生波动。因为米价的波动足以影响边地驻军的生活。

明代辽东人口消费的粮食，除稻米（大米）外，粟（小米）也非常重要。

明代辽东的米价，自正统年间（1436—1440）至天启初年（1621），虽然一起一伏的变动，但就长期观点来看，显然有长期上涨的趋势。

在这将近两个世纪的期间内，有三个米价特别上涨的时期，即成化十四年（1478）（每石银四两），嘉靖三十七、八年（1558—1559）（每石七八两），及万历四十六年（1618）（每石三两）至天启元年（1621）（每石十二两）。这前后三次米价上涨的高峰有后来居上的趋势。换句话说，如以成化十四年的米价为基期，嘉靖三十七、八年为它的两倍，天启元年为它的三倍。

就辽东的粟价来说，万历年间（1573—1620）的价格，约比一个世纪以前的成化年间（1465—1487）高出数倍至十余倍。

蓟州蓟州镇故治在今河北省蓟县，其分守地包括今之河北边外山海关至居庸关的长城。

蓟州的米价，在正统十四年（1449）以后的长期间内，虽然不像辽东米价波动得那么厉害，但在嘉靖（1622–1666）中叶前后，及万历（1573—1620）中叶以后，也向上升涨，其后到了天启三年（1623），以山海关米价为例，更涨至每石售银四两，约为15世纪中叶的十三倍有多。

宣府宣府镇故治在今察哈尔宣化县，其分守地为今察哈尔延庆县至山西大同境的长城。

明代宣府的米价，在15世纪中叶前后还相当便宜，每石约售银四钱多至五钱左右；但到了15、16世纪间，米价贵时每石要售银二两或将近二两左右；其后到了16世纪中叶及17世纪的30年代，每石米价更高涨至银五两或四两。

大同大同镇故治在今山西省大同县，其分守地为山西边外的长城。

明代山西北部大同一带的米价，与宣府米价变动的趋势几乎完全一样。换句话说，大同每石米价，在15世纪中叶约值银四钱，其后有上涨趋势，及16世纪中叶和17世纪的30年代，更上涨至每石售银三两有多或四两。

延绥延绥镇城初在陕西绥德，及成化九年（1473）更向北迁移至陕西榆林，故又名榆林镇，其分守地包括由延安至绥德的陕西北部地区。

代延绥的米价，在成化年间（1465—l487）以前，即15世纪中叶左右，低廉到每石售银二钱，其后有涨有落，但到了嘉靖十一年（1532）曾高涨至每石五两，约再过一百年后的崇祯四年（1631）则上涨至每石四两。

此外，还有离辽西辽东远一些的甘肃，明代甘肃镇的镇守总兵官驻扎甘州城（今甘肃省张掖县），其分守地自庄浪北至嘉峪关，即甘肃西北的长城。

甘肃米价变动的趋势，除正德九年（1514）特别昂贵以外，和延绥米价非常相似。甘肃的粟价也和米价一样，在15世纪中叶左右比较便宜，及16世纪20、30年代间则向上升涨。

自明代中叶左右开始，北方边镇米价长期上涨的趋势。

明代北方边镇米价之季节性的变动。明代北边各镇米粮的供求状况，在一年中往往因季节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故米价在秋天收成时往往比较低廉，但到了春天青黄不接时却非常昂贵。

所以，韦宝要趁着这一波价格最低的时候，大肆吸纳！

嘉靖十年（1531）二月，兵部尚书李承勋说：“大抵边镇米价，不论丰凶，冬月犹可，一人初春，日益翔贵。商贩以时废居，率致巨富。”当日边镇米商赖以获利的因季节而波动的米价。

嘉靖四十四年（1565）五月，巡抚山西侍郎万恭说：“三关（雁门关、宁武关、偏头关，在今山西北部）……往岁八月秋成，银一两可得米二石。……延至十月，以为时估方定，则仅得一石八斗矣。……延及今岁二月，又仅得一石四斗矣。”

换句话说，同样一两银子，如在山西北部购米，在春天二月的购买力约只为去年八月收成时的百分之七十。当日山西北部米价这样的波动，还算是比较温和的，事实上北方边镇的米价，在春天青黄不接时往往为秋收时的两倍，或将近三倍。约在嘉靖（1522–1566）中叶以前，邹守愚撰《边储议》，其中说：“且收成之际，多在于七八月，米价之贱，多止于五六钱。……明年之春，……欲籴之日，则病于时估之涌腾，名曰八钱，实过一两。”

嘉靖三十七年（1558）八月，大学士严嵩等说：“近闻大同颇熟，银一两可得米九斗。……若延至来春二三月时，米价腾贵，银三两才可得米一石耳。”

明代北边各镇的米价水准，大部分时间都远较内地为高。当日位于国防最前线的北方边镇，政府为着要保障国家的安全，不得不在那里驻防大量的军队。军队多了，对于粮食的消耗自然特别增大。可是，沿着长城的大部分地区，由于土壤砂瘠、雨量不足、气候早寒，粮食的产量非常有限，故在那里集中的军队，有赖于内地粮食及其他物资的供应。

不过，边镇与内地之间，往往因为地形险阻，交通困难，运输费用非常之大，故加上运费以后，边镇米价自然要远高于内地。

约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徐阶说：“二镇（宣府、大同）米、麦，每石值银三两以上。而军士每月支银七钱，仅买米、麦二斗二三升，岂能养赡?……今北直隶、山东、河南等处，仰赖圣恩，二麦大熟，每石止值银四钱以下。……”

由此可知，宣府、大同的米、麦价格，将近为北直隶、山东、河南麦价的十倍。在辽东方面，当万历四十八年（1620）熊廷弼谈到那里米粮及其他物品价格的时候，他说：“每银一两，不当内地二钱之用。”

其后，到了天启六年（1626）十一月，辽东巡抚袁崇焕也说：“兵每月（银）二两，饷岂不厚?但不屯无粟，百货难通，诸物常贵，银二两不得如他处数钱之用。”

明代北方边镇的米价，大部分时间都要远较内地昂贵得多，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所以，韦宝要在辽西买粮，这是很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地理上比较接近的边镇，米价升降的趋势大体上都很相似。明帝国北方边境，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因为面积广大，各地米粮的供求状况当然不尽相同，米价的变动当然也不会完全一样。可是，如果把上述各边镇的米价比较一下，我们可以发现，位于北边偏东的辽东与蓟州，米价变动的趋势非常相似，这显然是由于两镇的地理位置比较接近的原故。同样因为地理上的接近，位于长城中部的宣府与大同，米价升降的趋势也很相像。

农产失收对于米价上涨的影响，但事实上，米粮收成的丰歉，只能解释米价的短期波动；因为本年粮产歉收固然促使粮价上涨，如果其他情形不变，只要明年丰收，粮价自然要回复至原来较低的水准的。

可是，如上述，明中叶后北方边镇的米价，虽然有起有伏，从长时期的观点来看，很明显的有长期上涨的趋势。为着要了解这种趋势，必须从长期的观点来考察一下明代北边米粮的供求状况。

由于自然环境的恶劣，明帝国初建立时的北方边境，有广大面积的荒闲田及抛荒田。可是，由于国防上的需要，明朝政府却在那里驻屯重兵，因此要实行屯田政策来开垦荒田，以便增加粮食的供应。当日北方沿边的田地，有由军士屯种的，称为“军屯”；有由商人雇人垦殖的，称为“商屯”。

当军屯或商屯盛行的时候，驻防于北方边镇的军队，自然可以得到比较充分粮食的供应；可是，约自明中叶左右开始，军屯及商屯相继破坏，边防军队的粮食问题便要严重起来了。

“小宝，既然你什么都清楚，为什么还要在辽西买粮？”吴襄疑惑道：“你不如设法到山东直接买粮，就算加上运费和通关的费用，也比在辽西买粮划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