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2月的北京，寒风格外凛冽。在北京已经很难立足的陈独秀，决定离开这危机四伏的险地。

天还没亮，李大钊乘一辆骡马车来接陈独秀出城。到了陈独秀的住处，他从怀里取出一本薄薄的小册子，郑重地递上：这是我从学校图书馆借出来的，您把它藏好，想办法把它译成中文。欲知马克思主义为何物，共产党是什么样的政党，这是第一本人门之书，是第一把开锁钥匙，中国的出路和希望就在这里。

陈独秀接过一看，是一本英文小册子。他轻声念出书名：《共产党宣言》，太好了！

陈独秀去日本留学前，对日语都是门外汉，更不要说英语和法语了。第一次留日时，他补习了日语。第四次赴日后，专攻英语，三年后便为群益书社编辑了一部四册《模范英文教本》，可见他英文学习用心之深。待他第五次赴日本时，又在东京进修了法语。

陈独秀记忆力很好：记得去年四月的《每周评论》第十六号上，你发表了成舍吾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二章部分段落，包括十大纲领。

李大钊补充道：对，去年我发在《新青年》第五、六号上的那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里面也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的重要思想。

陈独秀以赞赏的口吻说：是啊，那篇文章系统完整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国人中的反响很大，这也是你成为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

李大钊连忙摆手：我是个愚钝之人，不敢承受这“第一”。这本《共产党宣言》系统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我认为，应该把它作为我们今后行动的指南。

陈独秀深有感触：是啊，中国不能再盲人摸象了，这些年我们东奔西突，这主义那主义的没少追求，却一直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碰得头破血流。

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旗帜。李大钊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在政治嗅觉上，陈独秀不如李大钊敏锐。据张国焘后来回忆，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较迟，直到1919年初才开始发表同情俄国革命的文章并逐渐认定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他信仰马克思主义，最初是受李大钊、戴季陶等朋辈的影响。

在李大钊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前，马克思主义已经被零星介绍到中国。这当中，《共产党宣言》是被介绍最多的文献。

孙中山接触马克思主义比李大钊要早。1896年他在欧洲流亡时，常到大英博物馆研究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在那里，他第一次读到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这为他后来的三民主义思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899年，一篇译文《大同学》在上海出版的《万国公报》上连载，其中提到了马克思和《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文字。这是我们从档案史料中找到的最早的关于《共产党宣言》的文字纪录。

进入二十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派、无**主义者、社会党人都以不同的方式，零星介绍过《共产党宣言》。

1903年3月，由改良派主办的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日本人福井准造著、赵必振翻译的《近世社会主义》，书中四处提到了《共产党宣言》。

1905年11月，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第二号上，发表了同盟会成员朱执信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这是国内第一次介绍《共产党宣言》的写作背景、基本思想和历史意义的文章。在该文中，朱执信依据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摘译了该书的五段文字和第二章的十大纲领全文。文章中，他未能准确译出《共产党宣言》的书名，而是将其译为《共产主义宣言》。

值得一提的是，朱执信是国内第一个使用“共产党”一词的人。这是他在摘要翻译幸德秋水和堺利彦1904年合译的日文版《共产党宣言》时，从日文中的汉字“共產党”照搬过来的。

此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宋教仁、叶夏声、廖仲恺等，也撰文介绍过《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运动。

但是，上述这些传播者，只是把马克思主义视作众多社会主义思潮的一部分，并不是真正的信仰和追随。直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翻译、研究和传播才进入一个新阶段。

李大钊有着令人惊叹的政治洞察力，很早就开始研究和宣传《共产党宣言》。

俄国十月革命后，他的思想迅速转向马克思主义。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期间，他大量扩充马克思主义书籍，包括外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原著。这本《共产党宣言》英译本就是他买进的。

李大钊的身边聚集了一批年轻的共产主义者，曾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的二十六岁的毛**，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毛**是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介绍给李大钊的，他的工作室紧靠着李大钊的办公室，当年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就常在这间屋里开会。毛**的很多马克思主义知识，就是那时了解和掌握的。李大钊很看重毛**，视他为湖南青年的领袖。

1920年的初春，离京后的陈独秀，为日后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早日问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月22日，陈独秀抵达上海。此时，距他上一次离开上海，刚刚三年。

犹如蛟龙入海，陈独秀很快就使上海工人运动风生水起。

陈独秀到上海不久，北京的《新青年》编辑部发生分裂，陈独秀遂在上海重组编辑部。在当时，上海的《新青年》和《星期评论》被称作中国“舆论界中最耀眼的两颗明星”。《星期评论》是戴季陶奉孙中山之命，与沈玄庐、孙棣共同创立的，李汉俊随后参加编辑。

戴季陶籍贯浙江吴兴，生于四川广汉，是中国国民党元老之一，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早的研究者之一。他留学日本期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孙中山秘书，二次革命失败后逃往日本，1916年5月随孙中山回国。

戴季陶留学时，看到了由英文版译成的日文版《共产党宣言》，曾想把它译成中文，但细细看了一下，开头第一句话就把他难住了。《共产党宣言》语言独特，观点深邃，要想翻译成中文，既要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又要有很深的中文功底，还须懂得德文或英文，仅凭一本日文版谈何容易，他只好知难而退。

1916年回国时，他带回一本日本1906年3月的《社会主义研究》创刊号，上面刊有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

1920年3月底，戴季陶找到好友、《民国日报》主笔邵力子：我想找一个高手，把这日文《共产党宣言》翻译过来，在《星期评论》上连载。你朋友多，路子广，帮我物色物色？

邵力子原名邵景奎，是绍兴陶堰邵家溇人，著名的民主人士、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力子”是他的笔名。别看邵力子外表矮小文弱，却古道热肠，经常乘一辆黄包车奔走于上海滩各界，社会交际广。

邵力子一口浓重的绍兴口音，快人快语：好啊！让我想想……此等重任，非杭州的陈望道莫属！

邵力子与陈望道既是浙江同乡，又是同道至交，常向他约稿，深知其功底不凡。

陈望道？戴季陶眼睛一亮。

此时，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一师风潮”刚刚结束，作为这次事件的“四大金刚”之一，陈望道已成为文化教育界的风云人物。

陈望道是浙江义乌人，1891年1月出生，1915年1月赴日本学习文学、哲学、法律等。1919年5月回国后，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国文教员。

浙一师可是一座响当当的名校，鲁迅曾在该校任教。“五四”时期，国内的高等学校以北大最为活跃，在中等学校，则要首推浙一师和湖南第一师范。

因陈望道等教师倡导新文化，改革国文教学，浙江当局十分不满，欲撤换校长直至解散学校，引起师生反抗，最终酿成“一师风潮”，全国各地师生纷纷声援。陈望道是这次**中所谓的“四大金刚”之一。

因此，邵力子一推荐陈望道，戴季陶便欣然同意，并托他把日文《共产党宣言》带给陈望道。

由于深知翻译难度极大，担心陈望道难以胜任，戴季陶只是提出请他“试译”。

陈独秀也一直没有忘记李大钊的托付，听说戴季陶要请人翻译《共产党宣言》，大喜过望，也让邵力子把他那本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一道捎上，供陈望道参考。

幸亏有了陈独秀这本《共产党宣言》，才有了中国最早的中文版《共产党宣言》。

陈望道在日本求学时，结识了日本著名进步学者河上肇和山川均等人。读了他们译介的马克思著作后，他受益匪浅，逐渐认识到，救国不单纯是兴办实业，还必须进行社会革命。“一师风潮”更使他认清，所谓除旧布新，并不是不推自倒、不招自来的轻而易举的事情，应该学习从制度上去看问题，必须有一个更高的判别准绳，这准绳便是马克思主义。因此，他把翻译《共产党宣言》看作是一件极重要的任务。

“一师风潮”虽然取得胜利，但因新旧力量对比悬殊，校长经亨颐和陈望道等已无法在校留任。经亨颐到浙江上虞白马湖，另行筹建了春晖中学，李叔同、夏丏尊、丰子恺、朱光潜、朱自清、叶圣陶等也先后转到春晖中学任教。后来，春晖中学与南开中学成为全国最有名的中学，曾有“南有春晖，北有南开”之美誉。

陈望道没有随经亨颐去上虞，而是带着戴季陶和陈独秀的重托，扛着一箱沉甸甸的书籍，回到家乡义乌分水塘村。

陈望道究竟是什么时间回分水塘的？有人说是1920年2月下旬。但我们认为，应该是在1920年3月29日之后。

因为“一师风潮”事件发生在3月29日清晨，陈望道因“一师风潮”闻名全国，戴季陶是在“一师风潮”之后，才通过邵力子函约他试译《共产党宣言》的。

分水塘坐落在义乌西北部，群山环抱。村名的由来是因为一口水塘，这口水塘的水，一半流往义乌，另一半流往毗邻的浦江县，故名“分水塘”。

陈家房子位于村后，是一幢建于清宣统年间的庭院建筑。一进五开间，左右厢房各两间，开间前檐有天井，设有照壁。

陈望道放下行李，就拿出带来的书籍，急于动手翻译。不料，母亲泡上的一杯茶还没凉，乡亲们就来串门了，你一言他一语地问起外面的局势来。陈望道一边给大伙分纸烟，一边热情地作答。

陈家人缘好，左邻右舍都爱来串门，有时正吃着饭，邻家大嫂就端着一碗饭上门了，坐在门边的矮凳上边吃边聊。待碗里的菜吃完后，还会大大咧咧地到桌上夹菜。

热闹了几天后，陈望道觉得不对劲了。

当时，浙江在军阀卢永祥统治下，民生不安，常有乡长保长警察之类下乡乱闯捞油水。陈望道自知是刚刚在杭州“犯过事”的人，已引起反动当局的注意，如果话传出去，人家随时会上门来盘查他，他没得安宁不说，翻译《共产党宣言》也不安全。

躲到哪里翻译合适呢？

他屋前屋后转了几圈，相中了自家屋旁的柴屋。在浙江农村，家境稍好些的人家，除了正屋外，旁边还有个小屋，有的当厨房，有的堆置柴火，有的关家畜、家禽，或当茅厕。

陈家的柴屋不大，堆满了家具杂物，墙是鹅卵石垒的，顶上盖着杉树皮，因年久失修，里面四处漏风，蛛网密布，一个小窗户张着口子，不时散出一股霉味。

陈望道挽起袖子，把柴火、农具堆到角落里，在窗户下腾出了一块空地，洒些水清扫干净，摆上两条长凳，上面搁上一块旧门板，又在窗口上钉了一块旧布单，晚上遮光用。忙乎了大半天，看上去总算顺眼些了。

当天晚上，他在饭桌上对家人说：从今天起，我要在柴屋里干一件极重要的事，不能让人家晓得，也不能让外人来打搅，大家长个心眼。

看着他那严肃的表情，一家人有些紧张，一个个使劲点着头。

山里天黑得早，吃过晚饭，已是伸手不见五指。陈望道来到柴屋，用旧布单遮住窗口，点上一盏煤油灯，漆黑的小屋霎时有了暖意。母亲也拎了一只热水瓶跟进来，给他泡了一杯浓浓的绿茶，一股清香溢满小屋。

今年天气冷，新茶还没摘，这还是去年的旧茶，香气淡了些。母亲说。浙江农村家家户户都有烘焙、糅制茶叶的传统。

您劳累了一天，早些歇息吧，我自己来。看着母亲的丝丝白发，陈望道心里暖暖的。

母亲掩上门走后，陈望道把带来的几本书籍资料摆上案板，包括英文、日文的《共产党宣言》、《英汉辞典》和《日汉辞典》，以及他临离开杭州前收集的一些资料。其中那本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是李大钊特地交给陈独秀的，陈独秀闻听陈望道正待翻译，就托邵力子把该书送给了陈望道。

陈望道坐到昏暗的煤油灯前，摊开两种文字的《共产党宣言》，对照着默默地诵读起来。

要准确地翻译《共产党宣言》，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国内只有一些对其段落的零星翻译，因文中有大量的新名词、新思想、新观点，译者从未遇到过，理解把握的难度相当大。有的译者把其中的社会主义思想同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安民思想混为一谈，将“社会主义”译成“安民新学”。

更有的干脆词不达意。如《万国公报》连载的《大同学》中，有译自《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文字：“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

这段话在后来的中译版中，则变成了“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宣言中的“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句著名论断，现在的译文通俗易懂，而在朱执信的笔下，却让人颇费脑筋：“自草昧混沌而降，至于吾今有生，所谓史者，何非阶级争夺之陈迹乎。”

有的还出现许多谬误，让读者不知所云。如“宣言”最末一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朱执信的译文则是“嘻，来。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奋也！”

陈望道中文功底深厚，又力推白话文，再加上他精通英文和日文，留日期间还接触了大量的社会主义，也算是胸有成竹。

即便如此，细细诵读多遍后，陈望道仍感到十分棘手，也理解了戴季陶为什么请他“试译”。

“宣言”开宗明义的第一句，就让他颇费踌躇。他在纸上写了划，划了写，绞尽脑汁，反复修改，最后敲定为“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

油灯下的陈望道并没有意识到，他在灯下敲定的这句话，在民众心里回荡了二十多年！直到二十二年后，在延安窑洞的另一盏油灯下，共产党的理论家博古，才将“怪物”改为“幽灵”。

早春的江南山区，依然春寒料峭，晚上更是寒气逼人，冻得陈望道手脚发木。母亲心疼坏了，每天晚上都给他备一只火茺取暖。火茺是南方农村常见的取暖具，外壳由竹篾编织而成，里面是陶瓷或铁制内胆，盛放着从灶台内取出的未燃尽的木炭，为了减缓木炭氧化速度，木炭上面还覆盖着一层炉灰。

靠着这点微弱的暖意和一杯接一杯的绿茶，还有劣质香烟，陈望道字斟句酌，每一个词，每一句话，都反复推敲，力求翻译得既准确又通俗。

伴着那盏不熄的油灯，陈望道熬过了一个个不眠的长夜。

虽是开天辟地第一人，陈望道对《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还是大致准确的，奠定了中文版的基石。在这基石之上，一些词语，在后来其他人的译本中，逐渐准确、通达、雅致起来。

如，他把马克思和恩格斯译作“马格斯”、“安格尔斯”，把“资产阶级”译作“有产阶级”，1938年成仿吾、徐冰的译本才确定为“马克思”、“恩格斯”、“资产阶级”，并沿用至今；他把“消灭私有制”译作“废止私有财产”，此后多个译本都相差不大，直到1948年的莫斯科译本的“消灭私有制”才抓住了实质；他把尾句译为“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1930年的华岗译本译作“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1943年的陈瘦石译本是“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相比之下，莫斯科译本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更贴切，所以流传至今。

陈望道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母亲性情善良温和，经常慷慨解囊接济四周乡邻。父亲识字不多，但很明事理，在村里威望高，他常对儿女说：书读在肚里，大水冲不去，火烧烧不掉，强盗抢不走，无论走到哪里都管用。为了孩子的前程，他变卖了田地，将三个儿子送出去上大学，两个女儿也送到县城女子学校读书。

陈父还请来拳师，教孩子武术健体防身，陈望道儿时练过八年的武当长拳。所以，别看陈望道一介书生，却有一身好武功。有一年，村里百姓与邻村百姓发生争斗，几个邻村的壮汉手提着农具扑来，青年陈望道使出一招“以力打力”，推倒了对方很多人。到了中年，他仍身轻如燕。

做父母的，只知道儿子在外面教书，并不知道他在杭州“惹了祸”。这次见他回来一改往日神情，脸上严肃，行动神秘，知道他在干一件大事，心里虽有一百个嘀咕，嘴巴上却不好细问，进进出出蹑手蹑脚，生怕惊扰了他。对外人，自然是瞒得铁桶似的。

这天傍晚，隔壁的阿旺嫂来借筛子，一进来就这屋看看那屋瞧瞧，陈母问她：妹子，你找啥呀？

阿旺嫂说：咦，陈先生呢？前些天我见他回来了，咋没在屋里？

陈母一时语塞，不由得与老伴面面相觑。还是陈父反应快：噢，他呀，他进城去了。

阿旺嫂感到奇怪：进城了？咋没看到他出门哩？他啥时回来？

陈母支吾道：这……喔，估计要过些日子。你找他有事？

阿旺嫂说：这不，我儿媳快生产了，陈先生喝过洋墨水，学问大，我想请他给孙子取个名字。

陈母松了口气，满口应承：好咯好咯，待他回来，我同他讲便是。

阿旺嫂道了声谢，提着筛子回去了。

陈望道十六岁时奉父母之命成婚，育有两子两女，由于受“五四”前后新思潮的影响，他主张婚恋自由，与原配妻子缺乏感情，加上他长期在外谋生不常回来，所以妻子常常带着孩子回娘家住。

陈望道三十五岁时，与原配脱离了夫妻关系，两个男孩也先后夭折。1930年，他与浙江东阳才女蔡葵结婚，夫妻恩爱，不过婚后无嗣，遂收养了二弟的儿子振新为继子。

陈望道这次回来，因妻子回了娘家，饮食起居便靠母亲照料。自打进了柴屋后，一日三餐更是靠老母亲端进门。

母亲见儿子辛苦，十分心疼，琢磨着给他弄点好吃的。

陈望道爱吃粽子。浙江乡下，一般只在端午节才包粽子。粽子分咸粽、甜粽和淡粽，咸粽里有肉和板栗，甜粽里有豆沙，淡粽则只有糯米。这会儿离端午节还有两个月，陈母决定先让他尝尝鲜。

早上，母亲找出珍藏的粽子叶洗净，淘了半盆自家产的糯米，包了十几个淡粽子。煮熟后，剥去粽叶，盛上一碟用当地甘蔗熬成的红糖，端到柴屋里，一股热气腾腾的清香扑向陈望道。

陈望道贪婪地吸吸鼻子：香，好香！

他放下笔，抓起筷子，夹起一只就往嘴里塞。

陈母心疼地说：慢点，蘸着糖吃，小心烫着。

陈望道含含糊糊地应着，三下五除二就消灭了一只。

陈母爱怜地笑了。虽然儿子已当了爹，但在母亲眼里，他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为了不打搅儿子，她悄无声息地带上门。

过了一会儿，母亲在门外小心地问：还要添些糖吗？

屋里回答：够甜了，够甜了。

又过了一会儿，母亲探头进来，轻声问：吃好了没？

吃好了，吃好了。

甜吗？

甜，甜的。

那我取碗筷了？

好，好。陈望道低着头，只顾自己忙着。

母亲进得门来，近前一看，粽子倒是没了，可一碟红糖还是好好的，一点没动，不禁感到奇怪：咦，咋没蘸红糖？你不是说甜吗？

陈望道这才抬起头来：您刚才说啥？我没在意听。

儿子这一抬头，把老母亲吓了一跳，她连退两步：你嘴上黑乎乎的，是啥东西？

陈望道奇怪地抹了一把：没啥呀……咦，怎么尽是墨汁？他低头一看，不由得哈哈大笑。

原来，自己竟然是蘸着墨汁在吃粽子！

这个笑话，后来在义乌乡间广为流传。

直到现在，分水塘的人仍津津乐道。

整整一个月，陈望道足不出户。到四月底，终于大功告成。

陈望道钻出柴屋，想舒展一下酸胀麻木的筋骨。没想到，被头顶上明晃晃的太阳一照，竟一阵头晕目眩，幸亏扶着墙，才没摔跟斗。这一个月他呕心沥血，面孔也变得浮肿煞白，像是一个重病患者，走路也踉踉跄跄的。

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这一年二十九岁，比撰写《共产党宣言》时的马克思小一岁、比恩格斯大一岁。

关于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所用的时间，有的说是两个月，也有的说是三四个月，分水塘村陈望道故居的义务讲解员则说他“在茅草屋里花了九十个昼夜”。我们分析认为，翻译的时间应该是在一个月左右。

当陈望道又在家里露面时，左邻右舍都感到很惊讶：这陈先生是啥时回来的？咋没看到他进出呢？

转眼进入五月。这天傍晚，陈家正在吃晚饭，门外有人喊：陈先生，陈先生，有你的电报！

陈望道连忙放下饭碗走出来。本村的一个壮实汉子，憨憨地笑着，伸手把电报递给了陈望道：我刚从城里回来，是邮差托我带给你的。

陈望道道了声谢接过来，拆开一看，是《星期评论》编辑部发来的，邀请他到上海担任杂志编辑。

陈望道正急于找工作养家糊口，这真是求之不得的好消息。他连忙收拾了行李，带上刚刚完成的译稿，告别家人，兴冲冲地离开了家乡。

这是注定载入中国史册的一幕：卡尔•马克思去世三十七年后，在遥远的东方国度，《共产党宣言》被译成中文。这本中国最早的中文版《共产党宣言》，在以后的日子里，影响了包括毛**、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在内的一大批开国元勋和众多的革命志士。

陈氏译本，犹如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一下子点亮了黑暗的旧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