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火大明
作者:黄如一 | 分类:历史 | 字数:23.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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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
可能有人忍不住要问,宪宗朝宫斗如此剧烈,真正掌握政权的朝廷命官们呢?
答案非常令人泄气——他们全部做了缩头乌龟。
是的,一群没文化的宫女、太监操持权柄,斗得不亦乐乎,而饱读孔孟诗书,身负先贤圣训的这个群体,却全部做了缩头乌龟。这不得不说是一个令天下苍生寒心的局面。
宪宗朝的文官也不是完全没有抗争,每次宫女、宦官乱政之时,总还是有那么几位大人正义凛然地站出来,不过他们很快就会被斗倒。所以文官们最初还斗一斗,渐渐就老实了。客观地说,这一朝文官们的表现比一些真正的犬儒时代还是要好得多,但就宋明六百年的政治传统相对而言,宪宗朝就算是最差的一朝了。这个时代被贴上了一个“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的标签,来形容本应作为国家栋梁的宰相、尚书,却都如纸糊泥塑一般,眼睁睁看着宫女、太监们祸害天下,却没有半点屁用。
这九位大人分别是:内阁大学士万安、刘珝、刘吉,吏部尚书尹旻、户部尚书殷谦、礼部尚书周洪谟、兵部尚书张鹏、刑部尚书张蓥、工部尚书刘昭。
万安作为这个团体的带头人,早在登仕之初便确定了结交内宫的策略。万安早在明英宗正统十三年(1448年)便中进士,有一位同事叫李泰,是宦官李永昌的侄子。李泰比万安小几个月,但万安以兄长事之,李泰非常高兴,每次推官都力推万安,并且通过李永昌的关系结交上了万贵妃。因为同姓,万安又自称是万贵妃的侄子,这让没有亲人的万贵妃也感到有几分心暖。从此,万安对宫中的动向掌握得一清二楚。明宪宗成化五年(1469年),万安以礼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入直文渊阁,开启了他十八年宰相生涯。
当时首相是彭时,次相是商辂,都还算是名臣,万安入阁后一言不发,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成化七年(1471年),天生异象,彗星犯太微,这种时候朝廷一般会趁机指出是天庭对人间的时政不满,君臣有什么过失,也是一个大家提意见的机会,是古代的一种舆论制度。当时不少人说过失就是君臣间隔,都被宫女、太监弄权,文官被晾在一边了。明宪宗召内阁评议,万安表示他不想去,彭时、商辂力求,他才勉强跟着一起去。结果去了万安又不说话,有个司礼监宦官看不下去,提醒他说两句。万安说:“第一次见皇上,不是很熟,别让我多嘴,他日再说。”结果他再也没跟皇上熟过,每次来都说这句。后来总算有一次万安主动说话了!当时彭时、商辂正与皇帝议事,都已经忘了他也在旁边。彭时说到有御史奏请削减京官俸禄,但这事儿不太好啦,皇上就别减了。明宪宗刚点了点头,万安突然跳出来,顿首高呼一声“万岁!”这是大臣觐见皇帝后告退的礼仪,相当于普通人拱手说一声“告辞”。彭时、商辂相视一眼,也只好叩头高呼万岁,三人一起告退。其实当时事情还没谈完,万阁老这声“万岁”不知是因为保住了薪水高兴得跳出来喊了一声“万岁”,还是真的告退,无论如何,这是一种相当不礼貌的行为。但万安发现这招很好使,于是经常在内阁问对时,先一言不发,想中断议事时就跳出喊一声“万岁”,大家也只好跟他一起告退,后来人们便笑称他为“万岁阁老”。久之明宪宗觉得简直没什么意思,也就不再召内阁问对,皇帝和文官之间的隔阂更深。其他人都知道是万安造成的这种局面,但也拿他没办法。
其实万安还有一个很不雅的外号——“洗屌相公”,这是据说万安曾向明宪宗进献**以邀宠。此事本是他和明宪宗之间的隐私,不过不小心让太子知道了。后来太子继位当了皇帝,故意把此事公开说出来,一时引为笑谈。万安好歹是个读书人,一张老脸挂不住,最终灰溜溜地辞职退休。
万安一共当了18年内阁大学士,其中10年为首相。除了几个笑话,基本没干过正事儿,说起来只有成化十八年(1482年)罢西厂一事,万安还算出了点力。不过这可能是万安和司礼监关系很铁,所以帮忙参与了一下司礼监和御马监的内斗,他也正是在这一年正名为华盖殿大学士(严格意义上的首相),之前已经以谨身殿大学士(严格意义上的次相)代理首相四年了。所以这些人干事情,很难说没有目的。
纸糊三阁老的第二位刘珝,其实他被列入这个名单有点冤枉,因为他还算是个不错的文官,只是时局弄人,很无奈地被划入了这个小丑行列。
刘珝和万安同为正统十三年戊辰科进士,而且同考取庶吉士,入翰林院学习,三年期满又都通过了散馆考试,授予翰林编修(正七品)。但两人性格差异很大,万安阴鸷,而刘珝疏阔。刘珝作为翰林侍读学士时,担当经筵讲师,“反覆开导,词气侃侃,闻者为悚。”大学士刘定之盛赞刘珝为讲官第一。成化十一年(1475年),首相彭时去世,刘珝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入直文渊阁,排在他前面的是商辂和万安,后面则是刘吉。
刘珝其实比较符合传统士大夫的形象,入阁前后都多次直言进谏,得势的贪官梁芳、僧继晓、李孜省甚至王越都遭到过他的猛攻,还曾痛斥万安枉为宰相,负国无耻!但在一个全面腐化的背景下,他这种人反而容易陷入四面楚歌。这种人往往也很缺乏斗争经验。成化十三年(1477年)西厂初建时,商辂便率当时的内阁联合进谏,请罢西厂,刘珝义无反顾地参加了。而且商辂在向皇帝慷慨陈词时,另两位阁臣万安、刘吉默不作声,刘珝却在一旁慷慨泣下,可见还是很有血气的一个人。不过那一次明宪宗勉强同意罢西厂后一个月又重开,大家都遭到汪太监的报复,甚至商辂被排挤辞职,这犹如漫天冰霜浇在一腔热血之上,对刘珝打击极大,从此也不再直言进谏了。默默混了五年后,万安突然敏锐地察觉到汪直已失宠,于是邀刘珝一同奏请裁撤西厂。刘珝受过一次打击,哪里还肯再干这种傻事,坚决不同意。万安只好独名上奏,明宪宗接到奏章还很惊讶刘珝不是那么正直吗,这次怎么不出头了?万安眼珠一转,干脆说刘珝和汪直其实有勾结,明宪宗对刘珝的印象一落千丈。
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刘珝之子刘镃召妓狎饮(注意,当时嫖妓是合法的,只是不太雅),万安指示一个戏子赵宾作了一个三级片《刘公子曲》,非常污秽,另一头又指示教坊院(主管音乐的部门)奏称出了这么个大毒草。明宪宗大怒,手书一封切责刘珝,遣太监送给万安、刘吉两位阁臣先过目。万安、刘吉一见此信,假装大惊,还拼命为刘珝求情。一回头他们就去告诉刘珝:“你完蛋了,皇上已经决心罢免你了,不信你看这封信。你不如明天一早就主动请辞,免得被开除多丢脸。”其实明朝任免阁臣有一套很严格的程序,绝非皇帝说开就能开,明宪宗也只是向另两位阁臣表达一下对刘珝的气愤,还远远没到要罢免他的地步。但万安、刘吉拼命请求皇帝不要罢免刘珝,其实恰是在引导他动罢免这个念头。而且刘珝也确实经历了很多波折,已成惊弓之鸟,被万安、刘吉一吓,第二天真的请辞而去。
所以说,稍微清正点的人一旦入了这种大贪腐的背景环境,总是踩不准节奏,容易被贪官奸臣玩弄于股掌,被吓怕了更是心灰意冷,无所作为。不过刘珝好好的一个读书人,最终在历史上留下一个“纸糊阁老”的恶名,着实有几分冤。
非常巧的是,纸糊三阁老的第三位刘吉,也是正统十三年庶吉士,十六年授翰林编修,三个人其实都是同学,刘吉还和刘珝在成化十一年同年入阁。不过刘吉一开始就明确了紧跟万安、倾轧刘珝的策略,阴险卑鄙的手段信手拈来。而且刘吉有一大特点——脸皮厚。明代非常流行弹劾,像刘吉这种人每天都能收到雪片似的弹章,但他毫不在意。你骂你的,我升我的官。于是人赠外号“刘棉花”,意思是弹棉花,这人像棉花一样,就是拿给你们弹的,越弹我还越顺了。
须知宋明的政治斗争很文明,文官之间的斗争一般不见血,就是互相弹劾,揭露对方的过失。宋明文官一律由科举进,都是饱读诗书的儒士,视名节重于性命,更遑论官位了,如果攻击到了痛处,很容易请辞而去,所以这种斗争方式就成了常规。但像刘棉花这样的庶吉士居然脸皮厚得突破了常规,也实属罕见。从另一个角度看,刘棉花受了这么多弹劾,赖着不滚也就算了,居然还能连续高升,可见整个大环境都已败坏。
但令人意外的是,随着改朝换代,刘吉居然发生了良性转折。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明宪宗驾崩,太子朱祐樘继位,史称明孝宗,改明年为弘治元年。明孝宗和汉文帝(刘恒)、宋仁宗(赵祯)一道被誉为中华帝国三大圣君,他一扫宪宗朝的黑暗弊政,大肆清理前朝佞幸,任用贤能,朝政为之一清,史称“弘治中兴”。明孝宗登基第一件事就是公布“洗屌相公”的丑事,让首辅万安灰溜溜滚蛋。继而万安的党羽彭华、尹直均被罢免,内阁只剩下刘吉一人。不久,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徐溥、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刘健递补入阁,位列刘吉之后。徐溥、刘健都是著名贤臣,“弘治中兴”的缔造者。刘吉何其敏锐,他立即知道风向变了,居然在一夜之间变了一个人。
刘吉知道徐溥、刘健正直,只要他们直言进谏,刘吉都去跟着署个名。如果反响不错,刘吉便大肆吹嘘是他的建言,由此不断积累美名。弘治二年(1489年)春旱,明孝宗让儒臣撰写词章祈雨,刘吉居然义正辞严:“这不是李孜省这些妖人的老把戏吗?他们观察到月宿在毕,即将下雨时就奏请祈祷,应验了就邀宠。这个幸门一开,妖人们争相建言祈祷,邀宠召祸,就是这么来的!陛下让我写这祝文,我不敢奉诏!”明孝宗见他这么正直,于是作罢。后来,刘吉不但自己拒收礼品,一旦知道皇帝收了什么礼物,都要上疏请皇帝不要收,弄得明孝宗退了很多次礼。甚至国外的贡品刘吉也说不能收,吐鲁番(今属新疆)进贡了一只狮子,孝宗非常喜欢,令内阁颁赦嘉奖使者,并让宦官送去。刘吉又义正辞严:“他是朝贡国,送就送嘛,不需要这么优宠!”硬是不颁这道赦令,明孝宗也只好作罢。见皇帝服软,刘吉还来劲了,写了一篇宏论,论述养一只狮子要花多少多少钱,这是奢靡,要解决也很简单,把它饿死不就行了!刘吉还不断劝谏明孝宗减少宴请和游乐,还说:“如果有大臣援引宪宗朝典故想开宴乐,陛下要立即援引太祖太宗的典故斥退!”这既表明了他清正勤俭的品质,又和奢靡腐败的宪宗朝划清了界限。
其实刘棉花不是不怕弹,而是他富有应对弹劾的技巧。有些揭露他本质的弹劾他就坚决镇压,不惜屡兴大狱,而对于那些不痛不痒的弹劾,他就大展棉花本色,让你弹个够。对于气量狭小的人(比如明宪宗)他就阿谀谄媚,而对于气量宏大的人(比如明孝宗)他就义正辞严。这样既没被揭露本质,又体现了宽宏豁达、清正刚直的真儒风采。凭着这些技巧,刘吉很快重塑了他一代铮臣的形象,以谨身殿大学士代理首相四年后,于弘治四年(1491年)晋升为少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不过加衔、本官、差遣都到了极致后,刘吉似乎有点松劲,何况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大家还是渐渐想起了他当年的种种恶行。第二年,明孝宗将刘吉劝退。
至此,“纸糊三阁老”终于全部退场,其实这三人很有代表性,《明史》称“安贪狡,吉阴刻,珝稍优。”万安是真正的奸臣,一开始就明确了紧跟万贵妃和诸阉的路线。刘珝本来是还不错的清官,但战斗意志不强,遭受打击后有点自暴自弃,成了随大流的混子,这也是大环境埋没人才的无奈。最有意思的是刘吉这个狡猾的墙头草,贪官奸臣得势时,他卖力地整人,一旦发现风头变了,摇身一变又成了一代能臣。其实他们也代表了当时官场上大多数人的状态,极端的忠臣和贪官毕竟都是少数,大部分人所表现出来的品性是可以随着环境而改变的。
至于“泥塑六尚书”就不一一详细介绍了。一则公卿毕竟没有宰相重要,内阁有“洗屌相公”“棉花阁老”卖力表演,他们又能怎样呢?二则其实他们好像也算不得大奸大恶,像刘珝那种随大流的混子居多。不过六尚书中唯有一位值得一提,便是兵部尚书张鹏。这个张鹏并非别人,正是前文所说,明英宗天顺元年配合杨瑄召十三道掌道御史联名弹劾石亨、曹吉祥时的那位掌道御史张鹏。
张鹏任兵部尚书的时间其实也不长,从成化十八年(1482年)三月至二十一年(1485年)闰四月退休,前后三年而已,便被很不幸地扫进了“泥塑六尚书”这个笑柄组合。张鹏是景泰二年(1451年)辛未科进士,初为御史,颇为正直,第一封上疏便是劝诫皇帝不要收礼,并说:“用利益事奉君主,应该是臣子的大忌。每逢节庆,臣子们进奉那么多财物,若非贪污受贿,哪来这么多余财?而且天下都是皇上的,要这些钱干什么呢?建议把这些都停掉,以塞奔走谄媚之途。”景泰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张鹏一时声名鹊起。
明英宗天顺元年(1457年),杨瑄召集御史联名弹劾石亨、曹吉祥,张鹏时任都察院掌道御史,顿时热血沸腾,召集了全部十三道掌道御史联名出劾。结果御史们一败涂地,被石亨全灭。杨瑄、张鹏遭罪最惨,最初被判死刑,后改流放辽东充军。直到明宪宗登基,众臣纷纷举荐英雄复官,并很快越级提拔为福建按察使,张鹏才咸鱼翻身。监察御史是正七品,按察使是正三品,这么多年苦还是没白受。不过很显然,经历了这么大的挫折,张鹏的心理素质变化很大。《明史》称张鹏“初为御史,刚直尚气节,有盛名。后扬历中外,惟事安静。阁臣万安、刘吉辈专营私,鹏循职而已,不能有所匡救。”
好一个“惟事安静”,就是因为这四个字,曾经的热血青年张鹏也被划入了“泥塑六尚书”的行列。表面上看当兵部尚书后张鹏也还建言不少,有一次汪直镇守大同时怀疑蒙古将大举入侵,向京师请发援兵,张鹏力谏不可,敢于正面驳斥汪直的意见。但事实上他的建言仅限于军事专业领域,在谏言得失方面便噤若寒蝉了,御史本色磨灭殆尽。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张鹏又遇到了比当年更大的阵仗——首相商辂召内阁九卿六科十三道联合弹劾明宪宗滥授传奉官,身为兵部尚书,张鹏只好跟随。不过这一次他韬光养晦,只以九卿之一凑了个角色,并没有像上次那样跳到最前。但是既然身居高位,就应该肩负重责,身为一介儒生,孔孟先师的圣贤教诲不知张鹏还记得几分?明宪宗见反对意见这么强烈,也只好同意清理传奉官,让吏部清理传奉文职,兵部清理传奉武职,分别清出五百余名和八百余名。然而在最终确定清退名单时,张鹏却畏缩了,他知道这些都是某些当权太监的爪牙,不敢得罪。最终,朝廷清退了五百余名传奉文职,八百余名传奉武职却全都留任。
内阁九卿六科十三道联名出劾,如此气势恢弘的大战役,推进到最后一步居然搞成了烂尾工程?官员们的气愤可想而知,这次大家都将恨意积往了临阵退缩的张鹏。不久又有一位奸民章瑾通过进献珍宝,让太监说服明宪宗授其为锦衣卫镇抚使(从四品武职),让兵部拟诏。本来这不合规制,内阁驳回了兵部的这道奏疏。但张鹏知道章瑾已经获得了明宪宗许可,于是不顾各方阻力大力举荐。这下张鹏彻底引爆众怒,大家确定他再也不是当年那个力敌石亨、曹吉祥的刚直御史了,弹章如暴雨般砸向他的头上,张鹏狼狈辞官回家。
说实话,张鹏的人生有那么几分悲凉,但他这种人生态度的转变其实也容易理解。一来张鹏被石亨那一次整怕了,宪宗朝又不断出现宦官佞幸打击朝臣的情况,更是令他心悸不已;二来也不得不说恐怕是对朝廷的心冷,周太后、明宪宗你们既然能公然漠视礼法,又凭什么要求儒臣始终保持一颗向圣之心呢?张鹏可以说是丧失了理想信念,从胸怀天下的正气大侠堕落为卑猥犬儒的典型。张鹏这种经历又岂非大多数人的共同写照?出淤泥而不染其实也是有条件的,淤泥太强大时,谁还想守身如玉地破出淤泥,那就只能被淤泥淹没。在那个泥沙俱下的时代,能活下来的,只能是和光同尘的剩余物。而像张鹏这样曾经刚直的人,受到打击后心态发生逆转,其前后的对比更加令人不忍直视。
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这恶名当然也不是冤枉他们,但这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人品问题,更多是那个时代的悲哀。或许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生在一个好时代,哪怕就晚生二十年,生在“弘治中兴”之中,就能成为万千直臣中的一员,以直臣能吏之名留于青史。比如泥塑六尚书中的礼部尚书周洪谟,其实是明中叶一位杰出的学术大家,他在弥留之际还在病榻之上写就了著名的《安中国定四夷十事》,可见是心忧庙堂的,但他在宪宗朝却断无施展的空间,只能与另外八位互相作陪,无奈地看着各自的名字被记入纸糊泥塑这个可笑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