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自序

看守所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陌生的。纵观一些小说中描写监狱的书籍不少，但专门写看守所的的书不多。而真正意义上的坐牢不是在监狱，而是在看守所。监狱是服刑改造的地方，看守所是拘留、被捕后待判的地方，在这里的二十个平方的牢狱中，要呆上半年甚至几年，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禁闭，与世隔绝。

“人”字被加了一个框为囚。作者所描述的就是一群被囚禁的人。

这里关压着一群被告称之为犯罪嫌疑人的人。他们之中或因一时冲动、一时过错，或是私心物欲的诱惑，存心的或不存心的触犯了神圣的法律。有些甚至是糊里糊涂地就身陷囫囵。他们中间有凶残地使用暴力，为一已私欲而杀人、放火、投毒、抢劫、强奸、绑架、伤害的暴力犯罪，也有贪图钱财，侵占国家和他人的财产，想不劳而获的偷盗、敲诈、诈骗的刑事犯罪，还有一些经不起金钱、美女的诱惑，利用手中的权力，占据国家财产，搞权钱交易的贪污、受贿、走私、偷税的经济犯罪。还有一些人为的冤、假、错案，致使这一帮陌生人直走到了一起，冠上了加框的人。

主人翁严伟即因为一场意外的交通事故，成为了其中的一员，被称作了犯罪嫌疑人，直至以后的罪犯。

在这里，他们度过了漫长的、冷酷的羁押期。在这里，他们被拘留、逮捕、上检、起拆、开庭、判决、送劳。这里就是看守所。

看守所是法院判决犯罪嫌疑人有罪前，羁押他们的地方。在这里，他们等待法律对他们的宣判。他们有的在看守所里，与外界隔绝的地方痛苦、傍惶、忏悔；有的自暴自弃，绝望地继续沉沦；有的顽固抵抗，企图逃避法律的制裁。

进入看守所的人有幸运的，几天、几个月即取保侯审，逃脱牢狱的煎熬，有些被宣了教，进行了劳动教养，还有一些人被逮捕、起拆、开庭、判定有罪的刑期后，送往了四处的监狱、劳改农场服刑；另有一些人，永远没能走出看守所。他们被押上了刑场，正义的枪声后，永远地结束了他们罪恶的生命。

这群人是社会上的垃圾、渣滓，他们是有罪的。犯下的罪行令人喷慨，应该受到相应的刑罚。然而他们是人，也有着他们的思想和灵魂。只要深入到他们中间，剖析他们的灵魂，分析他们犯罪的起因和动机，许多的人也能引起人们的同情，听完他们的故事，能引发许多的感慨。自然地问出一个假如，假如当时，他跟他能稍为地懂法一点，还会不会产生这样的后果？

他们之中的某些人犯了罪，但不是罪不可恕。在看守所阴森的牢房中，他们用泪水洗涮着罪过、耻辱，对自己所犯下的罪行进行忏悔。他们饱尝了牢头狱霸的欺凌，接受了法律的制裁。在里面他们最想得到的是亲人们的凉解。作者在这里真诚地向人们说一声：原凉他们吧！尤其是他们的亲人和朋友，用你们博大的胸怀和诚挚的爱，上帝也是饶恕曾经有过罪过之人的。

严伟是我自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同学、战友，比我大一岁。我们住在相邻的两个村，分别住在两个村的不同组里。这两个组其实紧挨在一起，比一个村的不同组要近得多。就象住在不同国家的国界线上的两个村庄。虽说不在一个国家，却紧紧相连着。严伟自小长得很扎实、高大，一身的肌肉紧绷绷的，充满了力量。而我瘦小、体弱，别人见了我都说是父母没给我饭吃。这样两个强弱悬殊的两个成了最为贴心的朋友。严伟从小就是我的*，在学校、在外面，只要我受到别人的欺负，他必定会冲上去为我出头，哪怕比他大得多的男孩子，只要是为了我，他也毫不畏惧。经常为了我被打得浑身是血，而我只能为他流下感动的眼泪。

我们从小学到高中毕业都是同班同学，在同学的十年中都是他在保护着我。他的体育成绩在班上是最好的，而文化成绩却在班上只能是中下。偏偏是我的体能很差，学习成绩在班上是最好的，我要是说第二，那就没人敢说第一。在学校我最为爱好的就是看课外书籍，一部长篇小说不要两天就让我看完。经常因为老师在上课时，低阗着躲着偷看课桌里的小说，被老师没收了书，而将我拉到黑板底下罚站。我被老师誉为“最不认真听讲的学生”。书看多了，就象着尝试去写，经常去写一些小文章，虽说从没发表过，但我确充满了乐趣，立意以后要当一名作家。语文课最是我的特长，我的作文往往是被老师当成范文在作文课上进行讲评。我跟严伟两人往往是放学后我们一同上山砍柴，他至少要砍一半的柴来交给我，我才能完成父母交给的任务。晚上我则帮他补课，共同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我们就这样度过了我们的少年时代。

高中毕业后，当时才恢复高考后不久，招生的比例很少，我两都没能上大学，在家务了一年多的农后，一起征兵入了伍，进入了军营，开展了军旅生活。

在县武装部，我们近两百名换上了没有帽微领章军装的青年被十几台军用解放牌大棚卡车在一路锣鼓声中驶出武装部的大门，送到县火车站的月台上，装进了一列闷罐列车中。

在京广线上，我们从闷罐车上转到的旅客列车上，在河南郑州又一次转了一次车后在洛阳车站下了车，又被十几台军用解放牌大棚卡车拉到了军营。接兵军官将我们带到了大礼堂中等待新兵分配。

严伟被分到了团特务连，我则被分到了九连，相隔有三公里的路程。

到连队后经过荣誉教育，我才知道我们所到的部队是一个具有光荣历史的部队，其前身是“*大元帅府的铁甲卫队”，北伐战争中即有“铁军”之称的“叶挺独立团”，红军长征中的“开路先锋红四团”曾奔驰二百多里 “飞渡卢定桥”。抗日战争中曾取得“平型关大捷”的胜利，解放战争中参加了三大战役，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创造了“木船打军舰”的奇迹。在和平年代，*年的全军荒山大比武中名列前茅。而我所在的九连是团里的尖子连，每次参加上级比武团里都是以九连为团里的代表去参赛。所以九连的军事训练特别的苦，别的连队已休息时，九连还在训练场磨砺。这样一支连队正是七九年对越自卫还击战中一直穿插到谅山，被中央军委授予“能攻善守英雄连”的红九连，《高山下的花环》的原型正是出于九连，在自卫还击战中，李存葆正是跟随着九连的《解放军报》的随军记者。

以我这样单薄的身体、瘦弱的体质分在这样一个军事素质拨尖的连队，对我来说经历了从未有过的磨砺。

我当时的个子特别小，体力也不足，训练跟不上，令我非常苦脑。单双扛臂力不足，班长将我的双腕用背包带拴起来吊在屋梁上一个多小时，任凭你连哭带喊的，也不放你下来，这样吊了多次后，发现这是增强臂力的一个最好的方法，臂力竟增加了不少。战术训练时，胳膊肘儿磨破了一块皮，刚长上疤，被一声“卧倒”的口令，将伤疤又一次磨破，鲜血将整白衬衣的衣袖染红。回到营房后，将已同伤疤粘连在一起的衬衣脱下来时，望着整个晒成黑色的血迹的衣袖，突然想要是将这件衬衣寄回去，母亲看了一定会心痛得流泪。

幸运的是，第二年老兵快退伍时连里组织了一场演讲比赛，我的题目是“钢笔和钢枪”，尽管我严重的南方口音，令许多人听不懂，还是得了第一名。过了段日子，团里来了个干事，在营里组织人考试，我被叫去了。考试是要大家随意写一篇文章。考试完后，我进了团里的新闻学习班，班办完后留了四个人在宣传股，我被留了下来，从事新闻报道工作。

在机关要比在连队自由、散漫得多，小了不少的约束。为了不被重新赶回连队，只好拼命地写。一年中竞意外地在军内外的中央、省、市级的报刊上发了四、五十篇豆腐块儿，使主任和股长眉开眼笑。

严伟在特务连，分在了侦察排，由于他善长体育运动的特点加上他强壮的体质，连队的军事训练对他来说是毫不费劲，各项训练成绩在连队都是拨尖的。很快被师侦察科科长陈立文下去检察时看中了，被调到了师特务营的侦察连。他自觉自己在文化知识上有所欠缺，所以着力在文化知识上提高自自己。在紧张的训练之余，他加强了对军事知识的学习，并养成了写学习笔记和每天写日记的习惯。

在部队，战士中流传着一句格言：“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又流传着一句话：“没有打过仗的兵，是当兵的取大遗憾。”在连队当听到连长、排长及为数不多的老兵回忆起七九年对越还击战的消烟的时候，严伟为他们有幸参加这场伟大的战争而顷慕。他们为经历了那场战火的考验而自豪时，我们却在后悔着没有早来两年，亲自参加这场自卫还击战，而现在是和平年代，自己只能留下打不了仗的遗憾了。

然而，自卫还击战后，中越边境的冷战一直没停过。越南军队一直纠结在广西、云南边境上，对我边防进行骚扰，疯狂地进行报复。老山、者阴山战役又开始了。

广播、电视、报纸上在报道着两山的战状。部队的简报中通报着两山的战情。战士们都纷纷在议论着这场战争，希望着能亲身参战。

部队接到了随时调防广西的命令，随即进入了一级战备，进行着战前的准备、动员。我跟严伟同战友们一样，心开始激烈地跳动，血开始沸腾，都在这即将踏向征途而骄傲和自豪，激动地按规定作着战前准备。在军帽、军装、衬衣甚至上裤头上都用红色的丝线绣上了自己的姓名、部队番号、血型，以备战时的急救和遗体辩认。部队下了戒严令，不允许再同家里通讯，暴露了部队的行踪。大家都默默地做着一样事：给父母、给恋人、给亲戚朋友留下一封封也许用不着的遗书，留在了留守的战备包中。一旦在战场上光荣了，留给亲人的纪念。在写遗书的时候，他们没有悲伤、没有哀愁更没有胆小和害怕。有的是对祖国的一片赤诚，为祖国献身的激动。因为此刻他们是军人，是祖国的卫士。祖国和人民在召唤着他们，他们有着报效国家的荣幸和自豪。做完这一切，他们在焦急地盼望，等待着部队开拨的命令。

然而，部队的作战命令迟迟没有下达。在长长的等待后，部队接到的命令是：由师侦察连、各团侦察排为主，抽调部分步兵连的军事技能好的骨干，组成侦察大队，开拨两山前线执行侦察任务。

我所在的九连没能接到命令开拨前线，使我们不少的战士在长期的紧张过后留下了遗憾，我们连有三名班长、两名火箭筒手有幸被抽调到了侦察大队，参加对越作战。

严伟作为师侦察连的一员，顺理成章的加入了侦察大队，担任大队长的就是师侦察科的科长陈立文。陈立文所带领的侦察大队在中越连境的两山前线历期十一个月，一次又一次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侦察任务凯旋而归。严伟在这次侦察任务中荣立了二等功，在一次执行任务中还以自己的身体挡住敌人的炮火，将负伤的陈立文背回了国境线内，与陈立文结下了深厚的生死战友情谊。

侦察大队回部队后，陈立文调到我们团任团长，严伟也被陈立文从师侦察连调到了团特务连任侦察排代理排长。政治处同特务连相隔不过几十米，得以我们经常在一起。因为严伟的关系，我与团长陈立文的关系也好了起来，经常同严伟到团长家去玩。陈立文的爱人苏阿姨特别的热情，总是挂在嘴边说严伟是老陈的救命恩人，到苏阿姨的家，我们就象是到了自己的家，我们象一家人一样的毫无隔阂。

当时，部队已有明确规定，不能直接从战士中提干，必须经军事院校学习，我便申请报考军事院校。股长说：“留你们在政治处，是要你们做事的，要考军校回连队去考。”在机关呆了一年，已不适应连队 的紧张，不愿重回连队，只好放弃了报考军校的愿望。在部队提干无望，便盟生了退意，立即递交了退伍申请。股长认为我还算一支笔，任怎么说也不同意退伍。

报考军校不准，退伍不批，已经失去了所有的热情。当时就想，要想退伍，就必须让领导认为你是一个无用的人，才会批准。为了退伍，我便消极怠工，第二年几乎没动过笔，尽管如此，还是有些评论之类的豆腐块儿出来。

严伟已经报名参加军校考试的了，可他在考试前由于去外地出差，被感染了黄疸性肝炎。在考试期间他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丢失了一次在部队提干的机会。

于是严伟同我商量，俩人一同退伍。在我们共同作出决定后，拒绝了陈立文和苏阿姨的一再挽留，一同离开了有浑厚感情的军旅生涯。

回到家乡后，我到了一家水电施工单位，严伟到了省城的一家运输公司做了一名司机。严伟所在的运输公司由于经济上的调整，经营上很不景气，慢慢地已不能正常运转。严伟便回到秀湖与人合伙买了一台半新的卧铺客车跑起了长途运输。在他自已跑车后不久就碰到了重大的交通事故，被送进了看守所，成了一个加框的人。

严伟出事后他家里人没告诉我，我是半年多后才知道的。那次我到苏阿姨家去，是苏阿姨告诉我的。我一听就呆了，怎么也不敢相信，严伟怎么会在牢房中呢？苏阿姨说老团长已去秀湖看过严伟了，去的时候严伟还没判。现在得到的消息是严伟已被判了四年有期徒刑，留在了秀湖县看守所中服刑。

知道严伟服刑的消息后，我的心一阵阵揪痛。自小长大的朋友、同学、战友，现在正在高墙中，我的心一阵阵揪紧。这次事故，不但使严伟身受牢狱之苦，最为严重的是他家的经济已将崩溃，背上了沉重的债务。作为亲密的战友，我没有能力帮他摆脱牢狱之灾，只能尽我的经济能力，在经济上帮他一把，至少要将严伟在外的妻儿的生活安排好，不能让她们有衣食之忧。

同苏阿姨商量后，由我开车同苏阿姨一道前往秀湖看守所去看望我的战友。在秀湖我们见到了严伟的妻子何玉琼和他的女儿珊珊，再一同到看守所去。在看守所，我们见到了刚从附近的学校挑粪回来的严伟。只见他浑身是汗，胡子已有多天未刮了。见到我和苏阿姨后，心情激动地一时说不出话来……

我写这部书，是因为冲动、激情，一种无法抑制的激情。

第一次产生这种冲动，是在看守所阴森的监房外，见到严伟后与我同苏阿姨的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后，严伟交给我几本厚厚的的日记本，对我说：“这几本日记是我在里面时的真实生活，希望你能整理后写出来，帮我完成心愿。”回到宾馆后的晚上，我翻看严伟交给我的日记，使我将一包包的纸巾打湿后的冲动。

严伟在日记中写道：“在被玻璃割穿的伤口，肿胀、化脓、流出腥臭的白中带黄的浓汁时得不到医治，报告所长得不到答复时产生的强烈冲动。我要将这一切写出来，讲给幸运的，没有经受过牢狱之苦的人们听。钭发生在看守所里的事情，将成为犯罪嫌疑人后的人们的复杂心境，对亲人的思念，对所犯罪行的痛悔，将他们遭受到的欺凌，真实、客观地告诉自由的人们，以使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不要不经意地触犯了法律，重踏他们的覆辙，因为法律是无情的。

“在监房中，我感觉到手掌中还有块玻璃，已经长在了肉中。因为一碰到那个地方就钻心地疼痛，我请求所长带我到医院中开刀取出来，但没有得到批准。三个月后，我用牙膏皮的瓶口较硬、较厚的锡皮，磨成了一枚小针，忍痛将已长扰的手掌割开，在里面挑出了一块西瓜籽大的玻璃。玻璃挑出来后，手掌才合扰、痊愈。

“在知道王立进老老的遭遇，在他连续几天坐在马桶上，而又屙不出大便整个人象片即将离开枝头的落叶，那样的枯槁、衰老。他自己及监子里的人都认为他难以生离监门的时候，第二次强烈的冲动象一排排巨浪，使我无力与它抵抗。只好对自己的说：‘写出来吧！’

“我知道我不是写作的这块料，但锐纯是可以的。我要将里面所有的事情都记录下来，让他来帮我完成这个愿望，他一定能做到。”

在秀湖，我同苏阿姨连续几天去看守所去见严伟，因为李书记的关系，所里每次都给予了安排，我们与严伟进行了深切的交流，了解了他在看守所中的生活。我们安排好了严伟妻儿的生活后，我将我退伍后所有的积蓄都偷偷地放在了何玉琼的枕下，留下了一封信后离开了。

我所在的单位经济效益并不很好，每月只有几百元的工资，几年下来我也没结余多少钱，留给何玉琼的也不过才几千块，我知道这对于严伟的债务来说，根本上是帮不上忙的。为了能尽快地为兄弟还清债务，我决定停薪留职去找工作，同我的战友一同承担起他善后的责任。背着沉重的债务，不容许你有半点偷懒的空闲。自己、妻儿要吃饭，要生活，还有战友那还不清的债，只好马不停蹄地拼命找工作。人家南下掏金，而我偏偏西进，参加西部大开发。我来到四川，找到了一份施工的工作。

在别妻离子的日子里，工地上每天十二小时工作制，没有国家规定的双休日，没有天晴下雨，没有春夏秋冬。每天的劳累使自己的渴望有一个休息日，哪怕是半天，也可以休息一下，睡它半天 。每天下工后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睡觉。

在工地，到处是尘土飞扬，下雨则遍地的泥泞。生活条件极差，住的是简易的平房。我同人合住一间不到九平方的房子，房子里摆下两张床后，连摆个吃饭的小方桌都困难。房高不足三米，屋檐方八寸。每逢下雨，房子里就能积下寸多深的积水。

在四川，最难过的就是夏天。且不说天气的热、太阳的毒，低矮的房子晒得如蒸笼般的蒸人，半夜里也不敢进屋。就是那蚊子小咬也让人受不了，它们轮流值班，轮番作业。同我们一样实行十二小时工作制，且是现场交接班，每天两班倒，它们也没有休息日。夜里，成群的蚊子象轰炸机群，在你耳边翁翁起舞，随时准备对你俯冲，发动侵略战争。白天，小咬们细砂样的黑色小身躯，光顾你裸露的肌肤，一巴掌下去，肯定可以消灭十儿个攻击者的小生命。 为了防御这些侵略者的骚扰，为了自己的的肌肤少一些肿包，少一些痛痒，也为了珍惜生命，少造些萼，我只好在强烈的阳光下，汗流浃背中长衣长裤、丝光袜，全副武装起来，用坚固的防御体系，来抵抗它们的进攻。

然而，这个时候再一次的冲动，又一次的激情向我攻来。我知道，我再也无法抵抗它。这一种激情烧灼着我，令我心痛，然而又令我精神为之振奋。于是，劳动者的节日刚到，我便准备了一堆本子，一个小马扎，一个二十五元的小电风扇，在地摊上买了几打一块钱十几支园珠笔芯带送一支笔的园珠笔。便宜是便宜，可全是西贝货，一支笔芯写不到两页纸，便宣告它有使命结束。

有一歌叫“我想去桂林”的歌中唱道“我想桂林，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等我有了钱的时候的时候我却没时间……”现在的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钱。但我却不能再等，等到既有时间又钱的时候才动笔。到那时候这团激情的火已熄灭，不可能象此时一样的燃烧。我不能让严伟对我的期望破灭。于是，我动了笔。我只能没有时间靠挤，没有钱靠省。

一旦真正动了笔，我才感谢到自己的的文笔的溃泛，生疏。虽然有着一番激情，脑海中有一个个的故事，却无法将一个个的文字组织起来，有时连最简单的汉字也想不出来，只好作一个标记，以待依赖于忠实的字典，此时，才深深地体会到了什么叫“书到用时方恨少”。自己的一番激情，却没有文才的能耐，还妄想来一个长篇。

我们读书时，正是捧着语录背“天天讲”，举着标语唱“*好”，电影里放的是《决裂》，宣传的是张铁生“白卷英雄”的至理名言：“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同样当好革命接班人”的年代。初中时，我们半工半读，早上挑着一担箢箕，背着书包到学校，上午上完几节课，下午再挑六担田里的泥土到两里外的荒山上挖成的栽桔树的树坑中，就可以回家了。高中时，学校有校管农场，离校十几里路，轮番着到校管农场里去劳动，一住几个星期，个把月的。我们从小学到高中，只是九年的时间就早早地收了场。不象现在的孩子们，小学到高中十二年，再加上大学、考研，光学校就近二十年。

偶尔翻翻女儿的课本，令我大吃一惊。初一的课本，竞比我高中时还深。对于女儿的“请教”，我却无能对她进行“辅导”，使我汗颜，愧疚，惹来女儿的取笑：“高中生”弄不通初一的课程……

世事捉弄人，偏偏在我们上高中时又恢复了高考。于是我们拼命地往那个门槛里挤，而令人失望的是我榜上无名。

在学校里，我是一个不听话的学生，老师在讲台上讲课，我在课桌下偷偷地看课外书，儿次被老师当场没收，并站起来弄个满脸通红。

我们班主任的老公是名化学老师，他却不服正业的爱好文学。他多管“闲事”地夸我作文写得好。（说句实话，在校里面得过奖，每次都是班上同学们的范文）并执意要对我进行辅导。说让我在这方面发展，并让我进行投稿。受他的蛊惑，毕业后的一年多，我都不下地帮母亲干活，写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收到了儿封退稿信，才发觉自己并不是那块料，只有连纸带笔一块儿掷掉，卷起行李出外找工，那年十六岁。

服役四年后，终于如愿退了伍。父亲退休便顶替父亲到了一家施工单位工作。

对我的工作，父亲比我还要性急，拿着我的剪报本到处去炫耀。在报到前父亲对我说：“政治处要你去宣传科，运输公司要招司机，你愿意到哪？”别人向往的机关我已烦了，动笔伤脑筋的事我已厌倦。年青人的好动，开车当时还算比较吃香。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当驾驶员。

开了一年多车后，我参加了一次竞选，当上了副科级的团委副书记。两年后又对机关产生了厌倦，执意要求下队开车，领导只好同意我到车队任队长。

刚参加工作时，还时常给妻子、父母写信。后来，妻子来到了身边，给父母的信也写得少了。有了电话后，就依赖电话，再也没动过笔。十多年了，一年之中难得写满一千个字的。平常最多的也只是抄抄电话本，签签自己的名字。莫说是创作，就是起草一个通知，也是一拖再拖。

十多年了，没操过笔写过东西。小小的笔拿在手中竟是那样的沉重，写的字也是歪歪扭扭。突然之间被激情烧灼着要写这本书，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好几次都无法写下去，决定放弃。但激情又使我重新拿起笔来。我是个认死理的人，认准了的事就要做下去，哪怕碰得头破血流，也要做下去。哪怕是写好后只是堆废纸，我也要完成它，以求心安。

这本书，我写得很苦，苦得自己都要为之流泪。自从动了笔，没看过一次电视，没打过一次牌，没参加过任何娱乐活动。人家怕热都不敢进屋，都到河滩上协凉时，我便缩进了蒸笼般的鸽笼，坐在小马扎上在睡的床当的书桌上写作，时而上床铺象狗一样的爬着写，每天都到转钟的一、两点。有时停笔后老是有些东西在眼前晃动，经常失眠，到四、五点都不能入眠，早上七点双得准时上班，去上十二个小时的班。同室的同事问：“你写什么？”要好奇地看，我立即遮住，我不想让他来笑我的痴想。时间长了，同室的便提意见，夜里的灯光刺得他睡不好觉，第二天还要上班，怎么受得了？我便好言陪不是，立即去买了一个可调节亮度的夹在床头的台灯。夜里拧小了只照在稿子的一团上，夜里尽量地不弄出响声来，惊扰了同室的睡梦。

常有人问：“你怎么不怕热？你每天在写什么？写自传还是想把我们的事写下业？”还有个人干脆在我门上用粉笔写了两个字“牢房”。同事们以前从没见我写过东西，也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所以池没猜疑我在写一本书，一本暂时还不愿让他们见到的书。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在我既是睡觉的床，又是堆放着稿纸、书本当成工作台的床上，我强令自己不要停下来，要努力地写下去。只要一停，我就会自己失去信心，再也不会有这逐步形成耐性。我给自己下达了任务，每天至少不能小于3000字，每月不能小于十万。 我就这么苦写着，终于在九月份激情地完成了近六十万字的上部初稿，才可以舒一口气，但我知道，这口气并不能太久， 我还有太多的事要做。还必须要修改、要誉抄，我还不能借助电脑的帮助，还有下部要构思，要起草。我必须一鼓作气地完成。一旦停下来，我怕我再没有勇气去提笔。

写这部书，我并没有什么动机，想要有种什么精神，想要去欧歌什么。自然也无法总结，只是想告诉人们一些人、一些事。

我在到看守所去看严伟前，还不知道有看守所。我知道有收容所、拘留所、戒毒所、劳教所、监狱、劳改农场，但就是不知道有看守所。但我知道有那么个地方是关押未判刑的人的地方，但我就是不知道它就是看守所，也从来没向人打听过，好好的一个人干嘛去打听看守所？

看守所其实就是一个寄放犯罪嫌疑人的仓库，所长们则是这座仓库的保管员。公、检、法凭票寄存又凭票提取。货物部是源源不断的，这里面的故事也不会间断。

看守所是个大多数人都陌生的地方，是一个一辈子都不想涉足的地方。去过看守所的人再不愿回到那里去的地方。你或许会听人说起过那个地方，说起里面的森冷、残酷、牢头狱霸的可恶。在里面受气、挨饿、受冻、挨揍、甚至于打伤、打残的丑恶。看守所在你们心目中是神秘的，看到那堵高墙，高墙上的电网就会使人生畏，令人心底发寒。当一个鲜活的生命从这里被提出去拉上刑场，结束生命的时候，可曾会想过，他曾在生命终结前呆的地方？当睡在身边的人被拉出去执行死刑，永远不会回来的时候，心中的感触、感觉是什么？你们可知道？

越是神秘的地方，越是人们想了解，想知晓的地方。作者就是通过严伟的交通肇事后的入狱，将发生在看守所里的一切向你进行剖析。

锐 纯

二00二年岁末

铁血男儿也有流泪的时候----

作 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