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益贵公子对升斗小民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姬长卿只能继续举例：“赵益公子，可曾听过‘升斗小民’这个词？”

赵益被姬长卿一番言论吸引了，因此态度转而便为躬谦：“未曾听闻，不知先生有何指教？”

姬长卿摆手，叹息道：“指教倒谈不上，只不过为了更具体的论证我的观点，我会从百姓、官吏、贵族、国家四个层面论证姬某的观点。”

“升斗小民即指每天现买现吃，没有多余粮食的人家。用于形容收入微薄、贫困的百姓。目前大宋天下约摸八成都是这个状态。”

赵益邹着眉道：“天下百姓生活的如此艰辛吗？”

姬长卿点了头：“大宋百姓十之八九都是这样，自我官家即位已来，广修德政，天下承平，可与百姓而言，天下的税赋任然太重了，譬如五口之家，耕田十亩，产粮约2000斛，约可两税过后，每亩征一斗，约20斗。”

“20斗？这不是很少吗？这不是朝廷的仁政吗？”

“虽只有20斗，可地方上还有其他税收需要缴纳，丁钱和徭役，以及名目繁多的田赋和附加税，主要的有头子钱、义仓税、农器税、牛革筋角税、进际税、香盐钱、曲引钱、市例钱等等。

征收下来2000斛，只余下四百至五百斛，甚至个别只有不到四百斛，而一人一年就要吃上百斛，节省一点九十斛，也勉强能活。”

赵益闻言，只是静静沉思，深锁眉头。

“这还只是先帝之前的大概估算，自澶渊之耻后，百姓的税赋中，又需要多缴纳一斗，如此算下来，百姓已经处于饥饿之中了。

此外官府为弥补粮食运输过程中的损耗，向农民征收的一种赋税，名曰“耗米”。在实际征收中，官府普遍多收。每纳米一石，要附加耗米4-5斗，甚至1-2石。正耗之外，还有“明会耗”、“州用耗”等名目。

如此层层计算，百姓就算是将产量提高一倍、两倍，也不过是处于饥饿与饿不死的状态之中。”

闻言赵益脸色越发苍白，姬长卿并未停止列举：“赵公子认为此中还缺少什么？”

赵益闻言，只是低头沉思，方才开口道：“是什么？”

“是人口，天下的人口可不会不增长的，一家五口或许起初只有五人，可十五年后，五口之家，会变成十口。人口会随着时间不断增长，可土地不会变，五口人十亩田尚能养活，可十口之家呢？”

赵益脸色越发难看，姬长卿列举的数字已经可以让他看见，一个个骨瘦嶙峋、苍白无力、衣衫褴褛的百姓，他们成群结队，像极了一堆干草，只有一点火星，就能引发席卷整个天下的大火。

至道年间，朝廷岁收谷万余担，钱465万余贯，绢162万余匹，妯缝27.3万余匹，丝线141万余两，茶49万余斤，箭杆87万只，黄蜡30万余斤。

按照朝廷礼制，正一品官，月领禄米150石，俸钱12万文，外加每年绫20匹，罗1匹，绵50两;从九品官，月禄米5石，俸钱8000文，外加每年绵12两。除以上俸禄外，还有各种补贴，名目繁多，计有茶酒钱、厨料钱、薪炭钱、马料钱，等等。官员家中役使的仆人衣食及工钱也由从公中支取。

支出却占尽整个国库的十之六七，以此为基础，导入人口增长、税赋增长，一千万贯左右，而官员俸禄、各地军费、宗室支出占据财政的十之八九左右，这将会导致‘国无结余，而靡费者众。’的困境。

此后，若是遇上战事、灾情、突发情况，几乎不敢想象，会是什么样的情形。”

“从以上数字，我们便可得出，随着时间的发展，官员人数不断增多，朝廷奉养的士兵不断增多，朝廷财政支出的不断增加，将面临者国无结余，入不敷出，民无钱可用的局面。”

…………

赵益走了，脸上写满沮丧，面色也极为阴沉。

姬长卿的数据罗列的很精准，只要翻一翻过去的史料，便可得知，他倒是显得很轻松，只是游玩的兴致没了。

付完账，姬长卿带着姬书麟又给小书阳、李吟梅带了些礼物，方才返回住处。

北宋的财政问题一直都有，纵观整个历史，还未曾有过如此高效收割社会财富的制度。北宋能与唐代比较的财政总数主要是载入《会计录》的三司(户部)财政，而内藏、朝廷财赋“非昔三司所领，则不入会计”。

北宋人对本朝超迈唐代的财政能力和国家治理效果颇为自得，称宋太宗朝岁入缗钱已“两倍于唐室矣”，两税收入“租增唐七倍”，加上夏税，“无虑十倍”，又称北宋财用“十倍于汉，五倍于唐”。程颐说北宋“有超越古今者五事”，第一事即“百年无内乱”。

宋人称北宋前期盛时已是“所入之财比于唐代之盛时一再倍”，且北宋财政收入总体上不断增长，熙宁元丰后“比治平以前数倍”，蔡京变法后“比熙宁又再倍矣”。北宋能与唐代比较的财政总数主要是载入《会计录》的三司(户部)财政，而内藏、朝廷财赋“非昔三司所领，则不入会计”，全国财政的实际总量会更高。北宋经过一系列制度建设，有效地保障了中央财政征调，改变了“唐中叶以降，藩镇擅命，征赋多不入于公家”的状况。

宋人称北宋前期盛时已是“所入之财比于唐代之盛时一再倍”，且北宋财政收入总体上不断增长，熙宁元丰后“比治平以前数倍”，蔡京变法后“比熙宁又再倍矣”。

北宋财政增长首先来自于较唐朝更加严密的财政征调制度。北宋前期三司统领财政，“国家用调责之三司，三司责之转运使，转运使责之州，州责之县，县责之民”，形成“三司统发运，发运统诸路，一路之漕臣统诸州，上下相维之势”。元丰改制后户部总领全国财政，分左、右曹，左曹统领转运司、州、县的“经赋”系统。熙宁变法设立朝廷财政的同时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司农寺—常平司—常平给纳官管理系统，专门负责朝廷财政的征管，朝廷财政“付司农寺系帐，三司不问出入”，甚至“虽天子不可得而用”。元丰改制后户部右曹取代司农寺负责朝廷财赋，仍保持计司之外的独立地位。严密的制度设计保障了国家财政的征调。

北宋财政超过汉唐更来自于工商业税源的开拓。首先是财政思想的变化。北宋虽然立足农本的“食租衣税”仍是“政治正确”，但这一幌子下的财政思想已然焕新。宋人深知募兵制下“三边有百万待哺之卒，计天下二税上供之外，能足其食乎？”必须开拓工商业财源，因而用农本来解释为何向工商取利，称“岁入不可阙，既不取之于山泽及商贾，须取之于农。以其害农，孰若取之于商贾？”

“取之于豪强、商贾，以助国家之经费，而毋专仰给于百姓之赋税，是崇本抑末之意，乃经国之远图也”。利用商贾“助国家之经费”，使“大商富贾为国贸迁”的途径是官商共利分利，“欲十分之利皆归于公，至其亏少，十不得三，不若与商共之，常得其五也”。

北宋的经济制度设计极为巧妙，不仅能高效的收敛天下之财供国用，还能让百姓不至于因为饥饿、贫困而发动大规模起义。

以至于民贫而兵弱，外事多辱，割地求和、纳钱多。

用钱来换天下之财富，换取和平，也难怪‘区区三十万’就让真宗选择躺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