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我们再提出一个问题来讨论一下。

魏晋南北朝末，在刘裕建立的宋朝（公元420～502 年），有一个叫宗悫的落魄书生，他的同乡庾业很瞧不起他。庾业有钱有势，豪阔得很，宴请客人，一上几十道菜，酒桌都有一丈见方，可是招待宗悫的饭菜却只有用稗子等杂粮煮的粗饭，宗悫照样坦然地吃。等到后来宗悫发达了，做了豫州太守，生杀之权集于一身，不但不记庾业轻辱他的旧恨，反而请庾业来做他的秘书长。]对宗悫这种不记恨过去折辱他的人，反而以德报怨的度量该如何理解、评价呢？

斐子野在谈到几个类似的历史人物时说：“一个人在穷困时不悲不愁，在微贱时不气馁不苦闷，淡泊于天命和平凡，穷就穷，很坦然，可是绝不放弃伟大的理想。这样的素养、器度和品德只有象曾子、原宪这两位孔子的学生才具有；还有一种人，倒霉的时候，降低自己的理想标准，低头认命，甚至人格被辱也能忍得下，低眉顺目，鞠躬屈膝，屈居庸庸碌碌、无赖泼皮之下，忍受胯下之辱也不反抗，一旦得势了，就在英雄头上跑马。韩信、黥布就是这种人。“这两种人，卑贱的时候被人轻蔑、侮辱的情况是相同的，可是其心态却截然不同。一种是英雄情操，得志就气象非凡，不得志就忍辱负重；另一种是道德、人格的榜样，认为人生本来平淡，从不侈求荣华富贵，淡泊中养其清泰天和。

“至于象宗悫这样的人，却兼有这两种情操、气度的长处。当年庾业在高朋满座的情况下冷落他，小瞧他，他不觉得惭愧，因为他有理想，有大志，这一点和韩信、黥布相象；在他得志以后，还请庾业做部下，不把过去的旧恶放在心上，这种崇高的宽厚的长者之风又和曾子、原宪一样。确实是了不起啊！”

【经文】

世称郦寄卖交，以其绐吕禄也，于理何如？

班固曰：“夫卖交者，谓见利忘义也。若寄，父为功臣而执劫，虽摧吕禄，以安社稷，义存君亲可也。”

【译文】

后世的人在谈到西汉时的郦寄把朋友吕禄骗到效外游玩，给了周勃他们推翻吕后政权的机会这件事时，认为从个人道义上讲，郦寄出卖了朋友，是不光彩的。这个道理该怎么讲呢？

班固的看法是：“所谓出卖朋友，是指那种为了富贵荣华而忘了朋友的情义，把朋友作为换取个人利益的牺牲品，才是卖友行为。至于郦寄，其父郦食其帮汉高祖打了天下，是开国元勋，而吕氏家族阴谋篡夺了政权，他在这场劫难中，虽然用欺骗手段把吕禄骗出去，摧毁他的卫戌部队，推毁吕氏家族，目的是安定国家，为了天下苍生。这不是出卖朋友，是为了拯救国难、扞卫父辈君臣开创的大业而不得己采取的一种手段。”

【经文】

或曰：“靳允违亲守城，可谓忠乎？”

徐众曰：“靳允于曹公，未成君臣。母，至亲也，于义应去。

昔王陵母为项羽所拘，母以高祖必得天下，因自杀以固陵志，明心无所系，然后可得事人，尽其死节。

卫公子开方仕齐，十年不归，管仲以其不怀其亲，安能爱君，不可以为相。是以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允宜先救至亲。

徐庶母为曹公所得，刘备乃遣庶归。欲天下者，恕人子之情，公又宜遣允也。”

[魏太祖征冀州，使程昱留守甄城。张邈叛。太祖迎吕布，布执范令靳允母。太祖遣昱说靳允，无以母敌，使固守范。允流涕曰：“不敢有二也。”]

【译文】

[曹操带兵征讨冀州的时候，命令大夫程昱留守后方重镇甄城。就在这期间，曹操手下的将领张邈叛变。这时曹操只好亲自迎战吕布。当时的战争局势是如果吕布把范城拿下来，就可以消灭曹操，所以吕布使计把范城的守将靳允的母亲捉去，想胁迫靳允为救母亲归顺。曹操闻讯，赶紧派留守甄城的程昱去游说靳允，要靳允不必考虑母亲的安危，固守范城。结果靳允被说服，感激流涕地表示：“一定守城，决无二心。”]

于是有人问：“靳允这样做，于母不孝，于曹操算不算是忠？”

徐众的观点是：“当程昱去游说的时候，靳允与曹操之间，还没有形成君臣关系，而母亲是至亲骨肉。所以于情于理，靳允都应该为母亲的安危而去，不该为曹操守城。

“昔日刘邦的大将王陵的母亲被项羽抓了起来，以此威迫王陵归顺他。

王陵的母亲看出刘邦肯定会得天下，项羽必定要失败。自己被软禁后，知道王陵有孝心，怕儿子为救自己而玷辱一世英名，因此自杀，把遗书教人偷偷送给王陵，教他好好帮助汉高祖打天下。她用这种绝决的办法让王陵心无牵挂，一心一意去尽忠尽节，至死无悔。

“另一桩历史故事却大异其趣。战国时卫国的公子叫开方的在齐国做官，十年没有请假回国看望父母。有人说开方这样忠于职守，忠于齐国，可以提拔他为相，可是齐国的宰相管仲却把他开除了。理由是说象开方这种人，连父母都不爱，怎么会爱君王，怎能为相。

《反经》12

“从以上两个事例再来看靳允，就应当明白对父母孝敬爱戴的人，才会对社会、对国家有感情，才有可能做忠臣，所以靳允应该先去救母亲。

“徐庶的母亲被曹操抓起来后，徐庶进退两难。刘备得知这一情况后，就对徐庶说，我固然非常需要你帮忙，可是我不能做违背情理的事。你若留在我身边，曹操肯定会杀你母亲，使你一生都受良心的谴责。你还是去吧。”

【按语】

所以从另一角度来说，一个领导人，如果得天下，就应当体察人情，原谅为人臣子的部下为尽孝心的苦衷。对照刘备处理徐庶的仁义慈爱，曹操应让靳允去救他母亲才对。由此也可看出曹、刘两人气度截然不同。

【经文】

魏文帝问王朗等曰：“昔子产治郑，人不能欺；子贱治单父，人不忍欺；西门豹治邺，人不敢欺。三子之才，与君德孰优？”

对曰：“君任德则臣感义而不忍欺；君任察则臣畏觉而不能欺；君任刑则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义，与夫导德齐礼，有耻且格，等趋者也；任察畏罪，与夫导政齐刑，免而无耻，同归者也。优劣之悬，在于权衡，非徒钧铢之觉也。”

【译文】

魏文帝曹丕问他的大臣王朗等一班人：“根据史籍记载，春秋战国的时候，郑国的大臣子产，部下和老百姓不能骗他；孔子的学生子贱治理单父的时候，受他道德的感化，人们不忍心骗他；西门豹治理邺都的时候，人们不敢骗他。这三个人能做到不能骗、不忍骗、不敢骗，你认为哪一种更好？与你的才能相比又如何？”

王朗回答说：“上面的领导人，本身德高望重，能够真爱人、真干事，老百姓和部下都感念他的恩义，就不忍心骗他了，就象单父的老百姓对待子贱那样；如果上面的领导人什么事都看得很清楚，下边的各级官员怕被觉察，就不能欺骗了，象子产那样；如果上面用严刑重法治理一区一国，老百姓和部下怕犯法、怕刑罚，就不敢欺骗了。这三种不欺的效果相同，但是其出发点却大不相同。要求臣民忠心，但尽忠不是单方面的事情，如果执政者多行不义，臣民就不可能忠心。当领导的按仁义道德行事，臣民自然感恩戴德，这就合乎孔子所说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用仁爱道德管理大众，使全国人民都有文明教养，即便有人做了不体面的事也好纠正），可以达到文治的最高政治目的；如果靠明察秋毫、严刑重法来治理，老百姓提心吊胆过日子，或者有人在法网的漏洞中为非作歹，干了坏事还能逃过法律的追究，自认为高明，还恬不知耻，就和孔子说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靠政治法令来治理因家，用刑罚来管理人民，有人干了坏事能逃过法律的制裁也不觉得羞耻）一样了。这两种情况，好坏的差别很大，关键在于领导人能权衡利弊，一文一武把握平衡，而不应斤斤计较，因小失大。”

【经文】

或曰：“季文子，公孙弘，此二人皆折节检素，而毁誉不同，何也？”

范晔称：“夫人利仁者，或借仁以从利；体义者，不期体以合义。季文子妾不衣帛，鲁人以为美谈；公孙弘身服布被，汲黯讥其多诈。事实未殊而毁誉别者，何也？将体之与利之异乎？故前志云：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强仁。校其仁者，功无以殊，核其为仁，不得不异。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强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则安者优矣。”

[议曰：夫圣人德全，器无不备。中庸已降，才则好偏。故曰：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由此观之，全德者鲜矣！全德既鲜，则资矫情而力善矣！然世恶矫伪，而人贤任真。使其真贪愚而亦任之，可为贤乎？对曰：

吁！何为其然？夫肖貌天地，负阴抱阳，虽清浊贤愚，其性则异，而趋走嗜欲，所规则同。故靡颜腻理，人所悦也；乘坚驱良，人所爱也；苦心贞节，人所难也；徇公灭私，人所苦也。不以礼教节之，则荡而不制，安肯攻苦食淡，贞洁公方，临财廉而取与义乎？故《礼》曰：“欲不可纵，志不可满。”

古语云：“廉士非不爱财，取之以道。”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皆矫伪之谓也。若肆其愚态，随其鄙情，名曰任真而贤之，此先王之罪人也。

故吾以为矫伪者，礼义之端；任真者，贪鄙之主。夫强仁者，庸可诬乎？]

【译文】

有人问：“季文子、公孙弘这两个人，身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尊荣显赫，却能放下架子，吃穿非常俭朴，然而在当时以至后世，对这两个人的评价一毁一誉，截然不同，这是什么道理？”

范晔说：“人对待仁的立场、动机各各不同，有的人看上去做人、做事都有利于仁，可也说不定是拿‘仁’做幌子，以‘仁’为手段，为在政治上达到个人目的，最终还是为了私利！有的人看上去在身体力行地行义举，处处讲究应不应该，合不合理，可是并不一定希望做得真正合乎义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