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马家渡战败的信息传至建康时，杜充终于不再龟缩，而是准备弃城而逃，一如当年汴京故事。

可当杜充率领亲卫来到建康城门处时，正遇城中百姓举家逃亡，人群中有识得杜充之人，便高呼道：“相公欲往何处去？”

杜充面露难色，良久后方说道：“欲起兵至江南督军，快快让行！”

此言一出，众皆哗然，有胆大者，高呼道：“名为督军，实为逃亡，相公意欲前往抵抗金人，我等愿随之前往！相公自来此处，枉杀之人无数，如今见金人逼近，却要弃百姓而逃，岂有这般道理？”此言一出，顿时群情激奋，将城门围堵，并齐声高呼，请杜充回城，与建康共存亡。

杜充胸中怒火中烧，有心命亲卫将围堵城门之人杀死，却又害怕激起民变，无奈之下只得退回府中。又下令安抚城中百姓，这才使百姓之心稍安。

但这只是杜充的缓兵之计，见明目张胆出城已是不能，便于半夜起三千亲卫，暗中来到城门处，夺门而出。次日清晨，当众官自睡梦中醒来，前往杜充府上问询对策时，这才发现府中早已是空无一人。

杜充一路逃到真州，入城之后，恐百姓知其行踪，便藏身于长芦寺中，蜗居不出。

这边杜充弃城而逃，令城中军民几乎斗志全丧，而此时兀术大军已屯于建康城外十里亭处。消息传来时，城中守官乃是显谟阁直学士陈邦光与户部尚书李悦，二人一番商议后决定向金军献城，于是写成降书，迎至兀术军前。

兀术接降书后大喜，笑道：“金陵不烦攻击，大事成矣！”于是引军随陈邦光等人入建康城中。

来到城中，李悦、陈邦光率官属迎拜，唯有通判建康军提领沿江措置使杨邦乂立而不跪，并咬指出血，在官袍衣裾上大书十字“宁作赵氏鬼，不为他邦臣。”

兀术许其以官，杨邦乂仍不肯降，并以头触阶欲求死，被众人救下，兀术无奈，只得命人将其收押。

杨邦乂，字曦稷，庐陵郡吉州吉水县人氏。博通古今，以舍选登进士第，遭时多艰，每以节义自许。历婺源县尉、蕲庐建康三郡教授，改秩知溧阳县，又改建康通判。

兀术见杨邦乂不屈，又再三对其劝说，杨邦乂慷慨陈词道：“世上岂有不畏死而可以利动者？”

次日，兀术等与李悦、陈邦光大宴堂上，立杨邦乂于庭，杨邦乂指李悦、陈邦光骂道：“天子令尔等守城，敌至不能抵抗，反与仇敌饮宴作乐，有何面目存于世间？”

堂上刘团练，贪生怕死，欲取悦兀术，便以幅纸书“死活”二字威胁杨邦乂道：“不必多言，若要死进便书‘死’字即可！”杨邦乂面无惧色，提笔疾书“死”字于上，兀术见之动容，命人不得加害。

又过一日，兀术再见杨邦乂，再次劝说，杨邦乂面含悲愤，遥指兀术骂道：“尔等女真图谋我中原之地，苍天岂能长助尔等，必将尔等碟为万段，方解我心头之恨。巧言利诱，安能污我？”

兀术大怒，拔出随身利刃，当胸一刀刺死杨邦乂，并剖其心以示众降臣。李悦、陈邦光等人见之面如土色，丝毫不敢言。

就在建康府沦陷之时，杜充藏身于真州，知州向子忞劝杜充道：“如今陛下南幸，相爷何不经通州、泰州去往越州以伴圣驾？”

但此时杜充见金人势大，高宗皇帝一路南逃，宋军胆气尽失，一遇金军便望风而降，想来金国灭宋只在指日之间。于是便生二心，如今听了向子忞的提议。杜充便推脱道：“圣上南幸，然江南之地未失，某将蛰伏于此，以待良机，再起大军御敌。”

向子忞听后虽然心中鄙夷，却也不便多说，只能告退。

而兀术既得建康，又闻杜充逃至真州，便起劝降之心。其时有杜充旧友，京畿提刑凌唐佐降于金军，兀术便命其写劝降书信于杜充。同时命使者对杜充说道：“若降，当封以中原，如张邦昌故事”。

杜充收到唐佐书信，又听兀术之许诺，便趁夜出城，往金军投降。

杜充降金的消息由向子忞报至行在，满朝文武大惊，自有宋以来，辽、金数次南侵，降敌者众，但如杜充一般，以右相高位之身份降敌者仅此一人。高宗皇帝闻言更是不食者累日，对众臣说道：“朕待充不薄，何乃至是哉？”

御史中丞赵鼎、右谏议大夫富直柔同对，请先罢去杜充右相之职，待得其降金消息确实后再议别罪。数日之后，消息确实，高宗皇帝下制削去杜充爵位，徙其子嵩、岩、崐、婿韩汝惟于广州。

虽然杜充投降，但却并未等来兀术兑现诺言，他所期待的如张邦昌故事的结局也并未实现，反而因身居高位而降金，受众人不齿。

直至次年，杜充来到云中，见到粘罕。粘罕对其深为鄙夷，将其冷落许久之后才将其命为相州知州，而杜充故乡便是相州。当其到任之后，满城百姓早知其降金之事，无不在背后唾骂，因此，杜充在相州知州的位置上也呆得并不如意。因其残酷多疑，同僚下属皆不与其同心。

直至绍兴年间，杜充之孙由广州逃至相州，被其下属胡景山所知，便趁机诬告其阴通宋朝。于是粘罕大怒，命人将杜充下至刑狱，并严刑拷打。杜充只是不服，粘罕命人将其带到座前，问道：“汝欲复归南朝邪？”

杜充数叩其首，痛哭道：“元帅敢归，充不敢也。”于是粘罕哈哈大笑，从此再不怀疑杜充忠心。

随后数年，杜充屡受升迁，直至行台右丞相，并于《绍兴和议》成时客死他乡。

此时高宗皇帝自越州返至钱清堰，见兀术大军纵横江南，欲重效靖康故事，便问计于众臣。其中侍御史赵鼎力谏，以为众寡不敌，不若为退避之计。

高宗皇帝犹豫不定，但问吕颐浩道：“事迫矣，若何？”

吕颐浩答道：“金人以骑兵取胜，今銮舆一行，皇族、百司官吏、兵卫、家小甚众，皆陆行山险之路，粮运不给，必致生变。兼金人既渡浙江，必分遣轻骑追袭。今若车驾乘海舟以避敌，既登海舟之后，敌骑必不能袭我；浙江地热，敌亦不能久留。俟其退去，复还二浙，彼入我出，彼出我入，此正兵家之奇也。”

此计一出，满朝皆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