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也”。韩廷坚定地执行了这条计策：一方面乖巧的和秦国签订了盟书，礼送秦使出了韩国，另一方面让将军们下去积极备战，以备万全。

前些日子秦国特使的反常表现，一直让韩桓惠王惴惴不安，这下子把最近发生的奇怪事情前后一联系，韩王终于是把心放到肚子里了！韩王在明白秦国的真正意图——这次秦国还真的是没有打韩国的主意这个好消息之后，心中有了成算。

既然秦韩两国盟书才刚刚签订了没几天，秦、赵就既行开战了，那么就让他们狗咬狗，韩国也做一次渔翁！况且两大上国过招：韩国若助秦，哪次秦国打仗能忘了胁迫韩国，这次人家偏偏没有说话，肯定是不愿意韩国掺和了；如果助赵，无论胜败，大战过后，秦国定不会放过韩国，再加上这一纸盟约，更加名正言顺会被秦国给揍死！

也正是在韩国君臣密集召开宫廷会议商讨对策之时，赵国的使者也侃侃到达韩国。韩王的头确实是好疼啊，两个平时都把韩国当做下里巴人懒的搭理的上国，这次却是前后脚跟的巴巴跑来，比起尬聊，他宁愿做一个安静的乡下人，最好是永远没有人发现为好。

牢骚归牢骚，上国特使，韩王丝毫不敢含糊，立马召见了赵使。而赵国使臣的意思差不多和秦国一样，最好是能够相助，最次两不相帮！

两国都明白，韩国面对秦赵之战，最理性的动作，就是没有动作，这个时候吃瓜群众是韩国最好的角色。

理性和现实是孪生姐妹，不想让未来变得更惨的人大多会选择理性的接受残酷的现实，在难以抗拒的现实里低头行事。而有的人则不会，比如说韩国庙堂之上的大臣冯亭。

这个冯亭，骨子里其实和靳黈是一路人，都是韩国少有的主战派。两人的区别在于，冯亭能够把自己的理想隐藏在现实之内，主张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强硬，而不是一味地退让。原因很简单，韩国以地事秦多年，再这样下去，老祖宗留下的土地就没有多少可以挥霍了，与其一点点钝刀子割肉的亡国，不如拼死一战。

同时，冯亭还可以根据韩王的情绪，把自己的身段做出调整。比如说韩王面对秦国的蛮横，多时候会认怂，冯亭会及时送上权宜之计，和君王一起做个投降派；而有的时候，韩王却会像一个被逼急了的兔子，想要暴跳起来咬秦国，那种鱼死网破的孤勇下，冯亭则会挺起脊梁，流出自己的本性，酣畅淋漓的和秦国大战一场。

所以说，同样骨子里是主战派的冯亭和靳黈，同样都是韩国少有的上将统帅之才，冯亭可以在庙堂之上参与高层决策，而靳黈只能被远远的发配，去干守国门的力气活。而且私下里靳黈动不动就给韩王耍性子使脾气的要命行为，还需要冯亭这个靳黈口中的“墙头草、韩王的跟屁虫”给善后。

冯亭这次少有的没有顺从韩王的意思，提出了不同意见：一个主权国家，可以被打败，可以被占领，但绝对不可以被征服！秦国这种无视韩国存在的行为，是绝对不可以容忍的！如果韩国自己不重视自己，在该宣誓主权的时候选择了沉默，那秦国则更加不会把韩国当回事。如果一直这样下去，韩国从建国到现在几百年里好不容易在韩人心里铸就的认同感就会动摇，最终韩人就会变成做不做韩人都是一样！如果真的成了这个样子，韩国就失去了根基，别说是秦国了，随便哪个强国打过来，韩人就会投降依附，名存实亡、国将不国就是这个道理！

能在这个四面楚歌，天下悲韩的时代坐稳韩王宝座，在几大强国之侧苟延残喘，这个韩桓惠王其实也不是蠢材，他被冯亭至情至理的动情劝谏给说动了：韩国可以比秦国弱，但是韩人并不弱于秦人，一定要守住韩人的骄傲——“韩有劲卒”！这个就是韩国的底线，哪怕灭国都不能失去的底线！

这样反复地思来想去，韩王觉得，一方面要听取一众大臣们共同的意思，“人家高手过招，拼的都是内功，韩国一无雄兵十万，二来国库空虚，三来正好借此游走于秦赵两强之间，谋求实际利益，因此决定目下谁都不帮，且看两国胜负之数，再行调整”，这是现实；另一方面也要硬着脸皮凑一番目下的热闹，这是尊严，是底线！

很快的，韩王差人给靳黈下达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诏命：一是在韩赵边境最前沿集结重兵，全体军士进入战时状态，严加操练，要整出劲足的威风来；二是严加戒备，没有王命，不可轻举妄动，若有不从者，立斩不赦！并且为了把铁血孤胆的靳黈给吓唬住掌控住，韩王还特地让传诏之人单独带给他一句密语——若有不从，夷三族！

靳黈虽然在军事上颇有建树，但在政治上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粗糙人。他在接到这个表面上对秦军软绵绵，对自己人硬邦邦的诏书之后，立马被气的吹胡子瞪眼，乃至七窍生烟，口吐鲜血。

靳黈悔啊，他气恼自己就不该把秦军奔袭赵国阏与要塞的情况上报，而应该是利用‘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便利，借口军情紧急，来不及通报，乘机出兵收拾一下子不可一世的秦人的！这下倒好，庙堂之上讨论了这么些天，还是不让出兵，操练...还是集结重兵——严加操练！能有什么鸟用，秦军是能吓唬住的吗？！这下自己就是想出兵，也是由不得自己了！

既然大军不让动，靳黈真想自己一个人拿剑去拼一下，也好出一出胸中的闷气！但是靳黈不敢啊，他要是真去了，他是不要命可以，可韩都的家人可怎么办啊！靳黈虽然是个天不怕地不怕，舍得一身剐的义烈之士，但他却对自己的君上——当今韩王有着深深的恐惧！醉心于玩弄权术的韩王可是容不得臣下有丝毫抗命的！

其实，韩廷并不像靳黈想象中的那般怯弱，韩王也算是一个有为之君。就如今的韩国而言，如何在夹缝中谋生，如何千方百计的保存实力才是最重要的！无论是军事还是经济、甚至是地盘都弱到列国垫底的韩国，什么面子啊，仇恨啊，都是太过昂贵的不切实际的东西，早已经消费不起了！

这个时候的韩桓惠王，在驭人和吏治方面还是很有建树的。他在韩国继续推行申不害提倡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主张以“术”治国。

这里提到的申不害，乃战国百家争鸣中的法家一脉，他所主张的“术”，主要是指国君任用、监督和考核臣下的方法。战国后来的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就在《定法》中有云：“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君臣之能者也。”

君主国君委任官吏，要考察他们是否名符其实，工作是否称职，言行是否一致，对上是否忠诚，并根据考察的结果进行赏罚，提拔重用忠诚可靠之臣，贬除狡诈奸滑之人。

哪具体以什么手段考察官吏呢？申不害主张最好采取隐密的权术：表面上不露声色，装作不听、不看、不知，使臣下捉摸不透国君的真实意图；实际上却可以通过无孔不入的庞大谍者机构听到一切、看到一切、知道一切！这样就可以做到“独视”、“独听”，从而“独断”。

韩桓惠王正是利用这种有史以来最为高超的权术手段，统治和控制臣下，从而收吏治之效，再借以良吏治民，在韩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但是治则治矣，这个时候的战国环境，已经到了短兵相接、对决胜负的时代末期，不管是秦国，还是赵国，都不会给机会和时间，让韩国施行深彻变法而成为小霸的，况且韩国也没有能够领导变法之能吏强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