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五百

作者：【宋】萧德藻

吴名憃，南兰陵为寓言靳之曰[1]：淮右浮屠[2]客吴，日饮于市，醉而狂，攘臂突市人，行者皆避。市卒以闻吴牧，牧录而械之[3]，为符移授五百[4]，使护而返之淮右。五百诟浮屠曰：“狂髡[5]，坐尔乃有千里役，吾且尔苦也。”每未晨，蹴之即道，执扑驱其后，不得休；夜则絷其足。至奔牛埭[6]，浮屠出腰间金市斗酒，夜，醉五百而髡其首，解墨衣衣之[7]，且加之械而絷焉，颓壁而逃。明日，日既昳[8]，五百乃醒，寂不见浮屠，顾壁已颓。曰：“嘻，其遁矣！”既而视其身之衣则墨，惊循其首则不发，又械且絷，不能出户，大呼逆旅中曰：“狂髡故在此，独失我耳！”

客每见吴人辄道此，吴人亦自笑也。

千岩老人[9]曰：是殆非寓言也，世之失我者[10]岂独吴五百哉！生而有此我也，均也，是不为荣悴有加损焉者也。所寄以见荣悴，乃皆外物，非所谓傥来者邪？曩悴而今荣，傥来集其身者日以盛，而顾揖步趋，亦日随所寄而改，曩与之处者今视之良非昔人，而其自视亦殆非复故我也。是其与吴五百果有间否哉？吾故人或骎骎华要[11]，当书此遗之。

注释：

[1]憃（chōng充）：愚笨。吴名憃：吴人以愚笨着称。南兰陵：地名，在今江苏常州西北。南朝齐高帝萧道成和梁武帝萧衍都是南兰陵人，萧氏世居南兰陵，这里大概是作者自称。靳：嘲笑。[2]淮右：亦称淮西，淮河上游的地方。浮屠：梵语译音，这里指和尚。[3]牧：州郡的长官。录：逮捕。[4]为符移授五百：写好有印信的公文交给差役。符，符信。移，公文的一种，古代官署公文往来，对于平行的机关用“移”。五百：亦作“伍伯”，古代衙门中的差役。[5]髡（kūn坤）：剃去头发，这里指剃去头发的和尚。[6]奔牛埭（dài代）：指今江苏常州市西三十里的奔牛镇。[7]解墨衣衣（yì意）之：墨衣，亦称“缁衣”，黑色的僧袍。下“衣”字读去声，作动词，意为给人穿上衣服。[8]昳（dié迭）：太阳过午偏斜。[9]千岩老人：萧德藻的号。[10]失我者：这里指那些社会地位变了，与过去判若两人的那些人。[11]骎（qīn侵）骎华要：很快地得到显要官职。骎骎，马跑得很快的样子，这里是骤然的意思。

赏析：

诗文同源。诗歌中先咏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的起兴手法，运用到文章中，也会给文章增添许多机智和情趣。考究起来，先秦的谋臣策士在游说进谏时就常用这种手法：先讲个故事，说个笑话，或者以此作比，或者借题发挥，或者创设一个特定的语言环境，在轻松和缓的气氛中，用巧妙的方式陈述自己的见解，往往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本文就采用了这种表现手法。

朋友当了官，萧德藻想奉劝他不要忘本，可又不想直截了当地说，就从吴五百的故事讲起，然后指出新贵忘本与吴五百失我并无二致。作者的高明不在于把新贵与吴五百作简单的类比，而在于揭出看似没有多少联系的二者之间在本质上的一致；同时，用吴五百显而易见的荒唐，来突现新贵习以为常、不以为谬的忘本。因此，作者讲吴五百故事时，努力揭示吴五百的荒谬性，揭露新贵忘本时，着重揭示与吴五百本质上的一致性。这样，新贵忘本的荒唐就在不言之中了。

一个淮西的和尚在吴郡犯了法，州官将和尚上了枷锁，派五百押解还原籍。吴五百对和尚心怀不满，于是怒骂在前，又迫害在后。天不亮，他就把和尚踢起上路，一路上用板子不停地驱赶，夜里还把和尚的脚捆起来，以防逃走。和尚喝醉了酒在市上横冲直撞，吴五百骂他“狂髡”，这倒并不冤枉；可是对和尚大打出手，就称得上迫害狂了。和尚的“狂”是醉后之“狂”，醒了酒，神志就清楚了。而吴五百的精神就不大正常了。和尚大概也看出些苗头，于是把五百灌醉了，给他剃光头发，换上僧衣，戴上枷锁，捆上脚，自己逃之夭夭。和尚在危急之中仍不忘恶作剧，玩一出颇有几分幽默感的把戏，可见他是清醒的。第二天午后吴五百才醒，不见和尚，看看墙壁已破，马上意识到和尚已逃走了，“嘻”了一声，若有所悟地说：“其遁矣！”可见这时精神还算正常。可是当他再仔细看看自己的衣服、头发、枷锁和捆住的脚，一惊之下，思维彻底混乱了，于是大呼：“狂髡故在此，独失我耳！”一个人忘记了自己的存在，把活生生的自我当作是别人，这是何等地荒谬！不管是外地人还是吴人对此无不付之一笑，也在情理之中。作者并不夹带评论，只是让读者从生动的客观叙述中看到忘掉自我存在的吴五百的荒唐可笑。

如前所述，讲吴五百不是目的，以五百讽刺新贵才是本意。所以，作者说这不是寓言：“世之失我者岂独吴五百哉！”于是抓住“失我”大加发挥。文章认为人生下来，有这个“我”是均等的，并不因地位的高低而增加或减损，何况借以表现地位高低的那些东西都像庄子所说是偶然得来的身外之物。庄子说：“今之所谓得志者，轩冕之谓也。轩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傥来，寄者也。”（《庄子·缮性》）一个正常的人不应因为身外之物带来的地位变化而改变“我”的形象。可是，新贵们则不然。他们地位日益提高，行为也日益不同，一顾一揖，一步一趋，都“随所寄而改”。过去与他相处的人看他已不是“昔人”，自己看自己也几乎不再是“故我”了。可见，这种人与吴五百没有多少区别，大概精神也不会正常。吴五百“失我”是外力所致，和尚改变了他的外形，使他神经错乱，以为自己消失了。新贵们“失我”也是外物所致，日盛一日的傥来之物使他们得意而忘形，进而自己改变了自己的行为。神经错乱和得意忘形却又反映了深层原因的不同。神经错乱是精神失常，是生理病变；得意忘形是本性迷惑，是心理变态。所以我们说，吴五百失掉的是其实没有失掉的“我”，而新贵们失掉的才是实实在在的已经失掉的“我”。吴五百失我，大惊小怪，其实并未失，不应怪，所以他蠢，是痴呆，是精神病；新贵们失我，习以为常，其实大不正常，所以更蠢，更荒谬，是小人得志，是官场病，因而也更可悲。这就是作者以吴五百讽新贵的用意所在。如果忘本的新贵读了本文，能像吴五百那样惊呼起来，发现本我的失落，作者也许就很满足了。

吴五百“为中国的笑林里添了个类型”（钱锺书《宋诗选注》）。他问世以后，曾被辗转模仿，《聊斋志异》里的《长清僧》一篇也有他的影子，可见其影响之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