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虚台记

作者：【宋】苏轼

国于南山[1]之下，宜若起居饮食，与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于终南；而都邑之丽山者，莫近于扶风[2]。以至近求最高，其势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尝知有山焉。虽非事之所以损益，而物理有不当然者，此凌虚之所为筑也。

方其未筑也，太守陈公杖屦逍遥于其下。见山之出于林木之上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髻也。曰：“是必有异。”使工凿其前为方池，以其土筑台，高出于屋之危而止。然后人之至于其上者，恍然不知台之高，而以为山之踊跃奋迅而出也。

公曰：“是宜名凌虚。”以告其从事[3]苏轼，而求文以为记。轼复于公曰：“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窜伏，方是时，岂知有凌虚台耶？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尝试与公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则汉武之长杨、五柞，而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计其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然而数世之后，欲求其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而况于此台欤？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既已言于公，退而为之记。

注释：

[1]南山：即下文终南山，在陕西西安市南，秦岭的主峰之一。[2]扶风：宋之凤翔府，隋、唐时曾称扶风郡。文中是以旧郡名代称。治所在天兴（今陕西凤翔）。府属另有扶风县，非本文所指。[3]从事：汉以后州郡长官自辟僚属，多以从事为称，至宋废此名。此亦借用。

赏析：

宋仁宗嘉佑八年（1063），苏轼二十八岁，正在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判官任上。是年，陈希亮接任凤翔知府，“于后圃筑凌虚台以望南山，属公为记，公因以讽之”（王文诰《苏诗总案》卷四）。讽之与否，此段公案容后再议，且看苏轼是如何遵嘱敷演为记的。

前两段是题内应有之文字。首先记叙凌虚台修建的缘起。按照情理，知府所居紧邻终南山，本当起居饮食都跟山接近，然陈希亮并未加以充分利用，这于人事，诸如有碍起居饮食等等，虽无什么影响，然而，以事理言之，近山竟不知观山，却总是一种缺憾。作者指出，这便是建筑凌虚台的原因。然后描写筑台经过。凌虚台尚未修筑时，陈氏拄杖漫步其下，惊异于山景之奇特：露出在林木上面的山峰，一座接一座，就像有人在墙外行走只看见他的发髻一般，因而悟到：“是必有异”——此中必有奇异可观的景致。知府要观赏山景了，于是便令工匠破土动工，建造了这座土台。台造得很艺术：仅仅高出屋脊，使此后临台凭眺的游人，恍恍惚惚，竟至弄不清台的高度，还以为是平地上突然长出来的一座山呢。

以上叙写缘起、经过两段“遵命”文字，似是《凌虚台记》这篇记叙文的主要内容，然而细味却不是。第三段开头写道，知府将此台命名“凌虚”后，“求文以为记”，故自此以下，方是文章主旨之所在。

这占据篇幅一半有余的最后一段，清人金圣叹指出：“读之如有许多层节，却只是‘废兴成毁’二段，一写再写耳。”（《天下才子必读书》卷八）“废兴成毁”的议论，确是文章的关键。而此议论，林云铭指出，则又由知府之命名“凌虚”而来：此台突起空中无所附丽，如蜃楼，如彩云，如飞鸟；蜃楼未有不灭，彩云未有不散，飞鸟未有不还（《古文析义》卷十五）。苏轼诠破知府命名之意，从而发挥见解说：“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这一句立论，此后便一意反复，滚滚议论了：就眼前所造凌虚台，作者正面议论兴成、废毁道，过去这里是一片荒草田野，是霜露遮盖的地方，是狐狸毒蛇逃窜藏身的场所；当此时，哪能知道如今会建造起一座凌虚台？——由无台而至有台，“兴成”也。然而事物的废兴成毁接连不断，沧海桑田，凌虚台又将变成荒草田野。——由台之成而逆料其必毁，“废毁”也。正论既罢，作者又将与知府登台眺望到的古代宫殿遗迹，进行开拓援证，即景演说，指出，东面秦穆公的祈年宫与橐泉宫，南面汉武帝的长杨宫和五柞宫，北面隋朝的仁寿宫亦即由唐改名的九成宫，它们当年的兴盛：规模之宏伟，形式之奇美，建筑之坚固不可动摇，难道只是强过凌虚台百倍吗？可谓“兴成”矣！然而几代之后，却早已变成种植禾黍的田地与荆棘丛生的荒野了，想要寻找出它们依稀相似的痕迹，便连一块破瓦、断墙也不存在了，完全“废毁”了。以实例补证了兴成、废毁。帝王宫殿尚且如此，又“而况于此台欤”？笔锋一转，将宕出之笔依旧兜回到台上。“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再一折，自然而毫无痕迹地转入人事的议论。作者认为，人事之得失（诸如黜陟、荣辱、离合、存亡等等），忽往而忽来，无一定之状，无一定之理。由此，有些人想依靠建筑楼台炫耀于世，并以之满足，那就错了。议论于此一抑后，马上又一扬：“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然则“足恃者”究竟指什么，作者引而不发，却以“既已言于公，退而为之记”两句一带，结束了全文。这就颇费读者思索了。其实，体味他这通“废兴成毁”的议论，所谓足恃者正隐在不足恃者的后面：从时间久长的“物”，到反复苍黄的“人事”，一切都会变成历史陈迹，一切都如过眼云烟，亦即一切都是“虚”的——把这些不足恃者都淘尽，便水落石出了：唯有道德、功业、文章（儒家所谓“立德”、“立功”、“立言”），才能历久不废，经久不朽——此方是“奋厉有当世志”（《东坡先生墓志铭》）的作者心目中的“足恃者”，也是其在另文《墨妙亭记》中所明确指出的：“凡有物必归于尽，而恃形以为固者，尤不可长。虽金石之坚，俄而变坏。至于功名文章，其传世垂后，犹为差久。”“足恃者”的思想，正是本文的精魂。

然而，本文中论及人事得丧几句，自明代始，却引起了一场前文提及的讽与不讽的公案：有人认为文章有讥刺陈希亮之意，有人却以为否。“讥刺”说者道：“《喜雨亭记》，全是赞太守；《凌虚台记》，全是讥太守”（《三苏文范》卷十四引杨慎语）；“太难为太守矣，一篇骂太守文字”（同上引李贽语）；“苏公往往有此一段旷达处，却于陈太守少回护”（茅坤《宋大家苏文忠公文抄》卷二十五），等等，不一而足。而持异议者则说：“盖其胸中实有旷观达识，故以至理出为高文。若认作一篇讥太守文字，恐非当日作记本旨”（《古文观止》卷十一）；“登高感慨，写出杰士风气，卓老（即李贽，下文李卓吾同）谓骂，非也”（《苏长公合作》卷二引陈元植语）；“李卓吾谓是一篇骂太守文字。然宋朝无不识字之太守，岂有骂而不知，知而复用乎？”（林云铭《古文析义》卷十五）阵势大致相当。宋人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五有段记载说：“陈希亮，字公弼，天资刚正人也，嘉佑中知凤翔府。东坡初擢制科，签书判官事，吏呼苏贤良。公弼怒曰：‘府判官，何贤良也。’杖其吏不顾，或谒入不得见。……东坡作府斋醮祷祈诸小文，公弼必涂墨改定，数往反。至为公弼作《凌虚台记》……公弼览之笑曰：‘吾视苏明允（轼父）犹子也，某犹孙子也。平日故不以辞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惧夫满而不胜也。乃不吾乐邪？’不易一字，亟命刻之石。”若邵说可信，则本文显然不含讥刺太守之意，否则，对苏轼要求如此严格的陈公弼，岂能“不易一字”？此其一。其次，如前所述，废兴成毁之论本是诠解、发挥其所命名“凌虚”之意，由物而兼及人事，由人事之得失论及台之不足恃、不足夸，顺理成章，不能狭隘地纳入讥刺之轨。再次，作者彼时正当从政之初、希冀奋发有为之时，于就题发挥、随势生发之中，流露出希望多作些有利于人的事业，以垂诸久远的思想，是勉人，亦未始不是自勉。因此，“讥刺”说难以使人折服。诚然，一言以蔽之，本文无非是在发挥老庄齐得丧的论调，然而推而广之，带出勉人兼以自勉的结论，却又有其不容忽略的积极用意在。

本文最足称道之处，首先是叙事、描写、议论的错杂并用。记，本是“纪事之文”（吴讷《文章辨体序说·记》引《金石例》语），“以善叙事为主”（同上引真德秀语）。苏轼却不主故常，其“记”多以叙述、描写、议论间错并用，而尤以议论见长。本文的格局即是首段叙事，次段描写，末段议论。而妙在叙事文字并不纯作记叙，却与议论交织而出；描写文字亦非全属描写，其间又杂以叙事成分；大段的议论，则又与台周景色、台址昔日荒凉的描写，以及历史陈迹的叙述，虚虚实实、水乳交融地糅和在一起。如此，便使全文叙事、写景议论化，而议论则又形象化，突破了“记”这种文体的常规写法。

其次，是其议论文字写得貌似游离，实连意脉。以大段议论作为文章主干，已迥别于一般景物记，而其所发之论，又在一步步地宕了开去：先自总体到个别——由总体的物，论及个别之物的台；继又自古及今——由今日之凌虚台，追论到古代秦、汉、隋、唐的故宫；复又自物而入人事——由物（台）之不足恃，推论到人事的得失，一步远似一步，好像游离了知府求记的本旨，实则不然。他的随势生发，无一不在紧连“凌虚”的意脉：废兴成毁的物（包括个别的今之台与古之宫），与忽往忽来的人事之得失，都“不可知”、“不足恃”，亦即都是世间凌虚之物、凌虚之事——由此可见，他始终在诠释、在阐发着此台命名之意，紧扣“凌虚”，有的放矢，由此及彼，往复取势，做足了“凌虚”的文章。最后归本于“足恃者”，属借题发挥，依旧连着题的意脉。难怪林云铭要惊叹其行文之妙：“行文亦有凌虚之概，踊跃奋迅而出，大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