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序

作者：【南梁】萧统

式[1]观元始，眇觌玄风[2]。冬穴夏巢之时，茹毛饮血之世，世质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3]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时义远矣哉！若夫椎轮[4]为大辂[5]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6]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7]增冰之凛。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

尝试论之曰：《诗序》云：“诗有六义[8]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至于今之作者，异乎古昔。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荀、宋[9]表之于前，贾、马[10]继之于末。自兹以降，源流实繁，述邑居，则有“凭虚”“亡是”之作[11]；戒畋游，则有《长杨》、《羽猎》之制[12]。若其纪一事，咏一物，风云草木之兴，鱼虫禽兽之流，推而广之，不可胜载矣。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洁，君匪从流，臣进逆耳，深思远虑，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伤，壹郁[13]之怀靡诉；临渊有怀沙之志，吟泽有憔悴之容。骚人之文，自兹而作。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关雎》、《麟趾》[14]，正始[15]之道着；桑间濮上[16]，亡国之音表。故风雅之道，粲然可观。自炎汉中叶，厥途渐异：退傅[17]有“在邹”之作，降将着[18]“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区以别矣。又少则三字，多则九言，各体互兴，分镳并驱。颂者，所以游扬德业，褒赞成功。吉甫[19]有“穆若”之谈，季子[20]有“至矣”之叹。舒布为诗，既言如彼；总成为颂，又亦若此[21]。次则箴兴于补阙，戒出于弼匡，论则析理精微，铭则序事清润，美终则诔发，图像则赞兴。又诏诰教令之流，表奏笺记之列，书誓符檄之品，吊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辞引序，碑碣志状[22]，众制锋起，源流间出。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23]不同，俱为悦目之玩。作者之致，盖云备矣。

余监抚[24]馀闲，居多暇日。历观文囿，泛览辞林，未尝不心游目想，移晷[25]忘倦。自姬、汉以来，眇焉悠邈，时更七代，数逾千祀。词人才子，则名溢于缥囊[26]；飞文染翰，则卷盈乎缃帙[27]。自非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盖欲兼功，太半难矣！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荑，加之剪截？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辩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28]，仲连之却秦军[29]，食其之下齐国[30]，留侯之发八难[31]，曲逆之吐六奇[32]，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33]，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远自周室，迄于圣代，都为三十卷，名曰《文选》云尔。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

注释：

[1]式：发语词。[2]眇觌玄风：远察上古的风气。眇（miǎo渺），远；觌（dí笛），看。[3]伏羲氏：上古三皇之一。[4]椎轮：没有辐条，由整块木料做成的车轮。[5]大辂：天子之车。[6]增（céng层）：通“层”。[7]微：无。[8]六义：《诗·大序》谓诗有六义，指风、雅、颂、赋、比、兴。风为各国乐歌，雅为周王朝王都一带的乐歌，颂为庙堂祭祀乐歌，赋为直叙其事，比为譬喻，兴为寄托。风、雅、颂是诗的三种体制，赋、比、兴是诗的三种表现手法。[9]荀、宋：战国荀子与宋玉。荀子有《赋篇》，宋玉有《风赋》等。[10]贾、马：西汉贾谊与司马相如。贾谊有《鵩鸟赋》等，司马相如有《子虚赋》等。[11]“凭虚”、“亡是”之作：指东汉张衡的《西京赋》（托“凭虚公子”立言）和西汉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托“亡是公”立言）。[12]《长杨》、《羽猎》之制：指东汉扬雄的《长杨赋》、《羽猎赋》，写田猎游乐而寓劝戒之义。[13]壹郁：抑郁。[14]《关雎》、《麟趾》：《诗经·周南》篇名。《关雎》，《诗序》以为是咏“后妃之德”；《麟趾》，全名《麟之趾》，旧说或以为是赞美君之宗族忠信仁厚。[15]正始：正其始。《诗序》：“《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16]桑间濮上：《礼记·乐记》：“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郑玄注：“濮水之上，地有桑间者，亡国之音，于此之水出也。昔殷纣使师延作靡靡之乐，已而自沉于濮水。”[17]退傅：西汉韦孟曾任楚王傅，后退居邹地，作四言的《在邹》诗。[18]降将：指西汉李陵，兵败降匈奴。旧传他作有五言的《与苏武诗》，有“携手上河梁”之句。[19]吉甫：即尹吉甫，周宣王时重臣。相传《诗经·大雅·烝民》为其所作，有“吉甫作诵（即颂），穆如清风”之句。“穆若”即“穆和”。[20]季子：即吴公子季札。《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季札聘鲁，请观于周乐。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盛德之所同也。”[21]“舒布”四句：意谓颂本系诗之一体，而得独立。[22]“次则”以下数句：箴、戒、论、铭、诔、赞、诏、令、表、记、书、檄、哀祭、答客、篇、辞、引、序、碑、碣、志、状为各类文体。三言、八字，诸家所释不一。向宗鲁氏以为三言如《战国策》所记说辞“海大鱼”之类，八字如秦玺文“受命于天，既寿永（一作且）昌”。[23]黼黻（fǔ fú辅扶）：古时礼服上的花纹。[24]监抚：监国抚军。《左传·闵公二年》：太子“君行则守，有守则从，从曰抚军，守曰监国。”[25]移晷（guǐ轨）：日影移动，指时间很长。[26]缥囊：用淡青色丝帛做成的书袋。[27]缃帙：用浅黄色丝帛做成的书套。[28]坐狙丘、议稷下：狙丘、稷下为古地名，《史记·鲁仲连传正义》引《鲁仲连子》：“齐辩士田巴，服狙丘，议稷下……一日服千人。”[29]“仲连”句：鲁仲连，战国齐人，喜为人排难解纷，秦围赵，仲连见平原君，力言不可帝秦，适魏信陵君率兵救赵，秦遂退兵。见《战国策·赵策》三。[30]“食其”句：郦食其，秦汉之际高阳人，投刘邦，楚汉战争中说齐王田广归汉。韩信袭齐，齐王以为受骗，烹食其。见《史记·郦生传》。[31]“留侯”句：张良，西汉开国功臣，封留侯，楚汉战争中曾陈八难驳立六国后之论。见《史记·留侯世家》。[32]“曲逆”句：陈平，西汉开国功臣，封曲逆侯，曾六出奇计助刘邦建立和巩固汉王朝。[33]坟籍：犹言坟典，坟为三坟，典为五典，传说中最古的书籍。此指古代典籍。

赏析：

《文选》是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梁昭明太子萧统撰，选录先秦至梁代作者一百三十余人的赋、诗、诏、表、书信等诸体文章，凡三十卷（李善注本及六臣注本均分为六十卷）。萧统爱好文学，许多着名文人都曾与之游处，《文心雕龙》作者刘勰也曾为其东宫通事舍人，深为他所爱接。萧统常与这些文人一起讨论和写作文章。据《梁书·昭明太子传》说，当时东宫有书近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文选》的编撰，很可能有这些文人参与其事。至于其成书年代，研究者据不录存者的惯例，认为在梁武帝普通七年（526）后（所录作者中陆倕最后逝世，时为普通七年）。《〈文选〉序》大约也写于是年前后。

自汉末建安时期开始，我国文学的发展进入了“自觉时代”（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人们的文学观念有很大进步。人们将文章的地位、作用看得很重要，对于文章的审美特性也有了较充分的认识，不再像汉代儒生那样把文学视为经学的附庸，狭隘而过分地强调其政治教化作用了。齐梁时骈体诗文有很大发展，讲究词藻富丽，对偶工整，声律和谐，人们对文章语言的形式美非常看重。这样的文学观念和趣味，在《〈文选〉序》中都有所反映。

《〈文选〉序》可分为三段。第一段论述“文”的起源和发展。认为远古时代，物质生活贫乏，社会风气淳朴，只须结绳而治便可应付简单的人事，尚未有“文”。至伏羲氏时，才画八卦，造文字，于是逐渐产生了文章典籍。这是借用了伪《孔安国古文尚书序》中的话，以说明“文”起源极古，并出于圣人之手。接着又引《易·贲卦》彖辞语，说治国者须观天文以察时序之变化，观人文以教化天下之人。这是为了强调“文”的重要。然后总结道：“文之时义远矣哉！”这里所谓“人文”、“文”，都是泛指文化、教育、礼乐制度等，当然也包括诗文写作。《文选》是一部文章总集，固然选录了诏册章表等封建政治生活中必需的文体，但更选了许多抒情写景、与政治无明显联系的诗赋等作品；即使诏册章表等，之所以编入，主要也不是为了进行教化，而是供欣赏和揣摩。那么萧统为何将诸体诗文与广义的“人文”相联系，并推始于圣人，又与“天文”相牵合，强调其教化作用呢？因为这样一来，诗文写作的地位就被抬高了。此种说法早已有之，齐梁时代更屡见不鲜，《文心雕龙·原道》便是其中最为系统完整者。接下来论文章发展的总规律。萧统以车辆和寒冰作比喻，说明一切事物，无论人类生活还是自然界的事物，都是按照“踵事增华”、“变本加厉”的规律发展变化的，那么“文”自然也是如此。它“随时变改”，不断发展，由简单质朴趋于繁复华丽。此种认识也非偶然，而是文学发展客观事实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晋代文论已言及文学由质趋文的变化，东晋葛洪所论尤详。他说：“古者事事醇素，今则莫不雕饰，时移世改，理自然也。”（《抱朴子外篇·钧世》）至南朝时，人们对于这一点认识得更为普遍，不管是论社会生活，还是论文学、书法等，都常常举出古质今文的规律。《〈文选〉序》所述，与时代风气是密切相关的。

第二段简论诸种文体。或简述其发展过程（如说赋始于荀况、宋玉，经贾谊、司马相如而发展至今，已是内容广泛而“不可胜载”；又如说诗始于《诗经》时代，至西汉形成五言诗等等），或说明其功用（如说颂用于歌功颂德，箴、戒用于规谏告诫，诔用于赞美死者，赞用于配合画像），或指出其写作特点（如说论要求分析道理精深微妙，铭则具有风格清润的特点），也有许多仅仅列举其名。所论内容，基本上是承袭魏晋以来文体研究的成果。所言及的文体，多达三十余种。这样细致地区分文体，也是当时人的共同倾向，如《文心雕龙》所述文体即与之大体相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段的最后几句话，将各体文章喻为各种音乐和色彩，说它们都是“入耳之娱”、“悦目之玩”。这表明在萧统看来，诸种文体都具有审美价值和娱乐作用，诗赋等抒情体物之作固然是这样，诏诰教令等实用性文体也是如此。这种看法也由来已久。如西汉司马迁即称赞汉武帝册文“文辞烂然，甚可观也”（《史记·三王世家》），建安时曹丕也说阮瑀“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与吴质书》），都反映了人们对于公家文书的一种欣赏态度。

第三段说明编撰《文选》的目的，是由于年代久远，作家作品众多，必须“略其芜秽，集其清英”，才便于阅览揣摩；还说明了编撰体例，系按文体编次，而诗赋二体中又各分门类，一类中则以时代为先后。这一段的重点，则在于阐明选录范围乃是单篇文章，成部的经、子、史着作均不入选。其理由是：儒家经典出于圣人之手，光照千古，是为人处世的准则，不可剪截割裂。子书的特点在于“立意”，而不在于表现写作才能。各种着作中所载“贤人”、“忠臣”、“谋夫”、“辩士”的口头言论，虽经记录成文，但当初究非文章，故也不在选录范围之内。至于历史着作，其作用在于记事实，寓褒贬，也不同于文章。但史书中的赞、述（均为撮述一篇大意的四言韵语）和序、论（史书纪、传前或后所载作史者的论述），“综缉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乃精心结撰、注重文采之作，与其他单篇文章一样，表现了作者的写作才能，故可入选。将史书的论、赞当作单篇文章欣赏，这在南朝时也是普遍现象。例如刘宋范晔《后汉书》的论、赞就颇为人所重，曾别出单行。《文选》“史论”、“史述赞”两类选范作也最多。萧统这里所谓“辞采”、“文华”、“沉思”、“翰藻”的说法，虽是就史论赞而言，但也体现了他对各体文章审美特性的看法，即文章的语言应该富于藻饰之美（包括对偶、用典、词藻、声律等）。实用性文章也被视作“入耳之娱”、“悦目之玩”，其语言富于声色之美正是一个重要原因。清人阮元曾说，《文选》之所以不录经、史、子着作，就是因为这些着作比较地不讲究藻采，不能名之为“文”（见其《书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与友人论古文书》等文）。其说有一定道理。在南朝大多数人心目中，文章之学具有独立的地位；经史子性质与单篇诗文不同，人们对于它们主要不是从文章写作的角度去欣赏和研习的。在刘宋时的国学中，文学就已作为单独一科而与儒、玄、史并列了。究其原因，与经史子着述就总体而言比较不重视藻采是有关系的。但阮说又不够全面稳妥。因《文选》之所以不录经史子，更与撰录别集、总集时只录单篇制作的通行体例密切攸关。应该说，《〈文选〉序》关于选录范围的话是萧统对这一通例所作的解释，而其解释中又反映了时人对文章审美特性的看法和文学取得独立地位的事实。

《〈文选〉序》本身也体现了对文辞声色之美的讲求。其句式大多整齐，四字、六字句最多，但也富于变化，还时而插入散行之句，因而并不呆板。讲究对偶，注意声调的变化和谐，读来铿锵流利。语言形象而颇见锤炼之功。如大辂增冰、陶匏黼黻之喻，都很生动贴切，给人深刻的印象。而“踵事增华”、“变本加厉”更成为至今仍有生命力的成语。又如称“贤人之美辞”等为“冰释泉涌，金相玉振”，也十分凝练。《诗经·大雅·棫朴》有“金玉其相”之语，东汉王逸《离骚叙》则云“金相玉质”，都是说内在质地之美。又《孟子·万章》下有“金声玉振”之语，是说声音如钟磬之美。萧统合之为“金相玉振”，则既称其质，又美其声。凡此之类，都是颇具匠心，能给读者以美感的。